第3章

杨通方认为：“箕子入朝”迄今考古方面尚未得到直接的印证，目前只能视为传说。但约公元前10世纪，古朝鲜已进入青铜时代，这一时期出土的文物与中国辽宁所发现的形制是一致的；战国时代的燕明刀钱，在朝鲜北部各地也大量地被发现，这说明中国和古朝鲜在文化上确实存在着联系。渤海、黄海沿岸古为东夷区，商朝灭亡后，箕子作为东夷人，“走之”朝鲜，不是不可能的。王辑五在《亚洲各国史纲要》中认为：“关于箕子有无问题，虽有种种说法，但是在没有发现有力证据以前，我们实难加以否定。”他说，在朝鲜南部和西北部曾发掘了许多石棚遗迹，这同我国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发掘的石棚同属一个系统，若把《史记》、《汉书》和朝鲜史籍中“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的记事“和古棚遗迹对照起来看，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其次，古籍记载“殷人尚白（《礼记·檀弓》上），即崇尚白色衣物；而朝鲜人民自古以来便好穿白色衣服，这个习惯至今尚未完全改变。第三，中朝开国始祖的传说相同。中国商朝的始祖有“卵生”的神话，即商契母简狄因吞食玄鸟蛋而生契；而朝鲜开国的始祖也常有一种卵生的神话，如高句丽的建国始祖朱蒙，据说其母为日光所照而孕，生一大卵，朱蒙从大卵中破壳而出。“就这些事实和神话来看，也可以推知箕子于商朝亡后率遗民到朝鲜去，并不是无因的。”因此，“箕子入朝”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能轻易否定。

三、肯定论。有学者认为古籍中关于箕子其人其事的记载是可信的，“箕子入朝”实有其事。张政烺在《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中，通过对“箕子与箕母”的考据分析，对“箕子朝鲜”作了肯定的结论。他认为朝鲜平壤附近的“箕田”古迹，因是箕子传来的商代田制，即仿照商代田制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故称“箕田”。朝鲜古代学者韩百谦著的《箕田考》一书记道：“箕田在平壤城南，含毯门和正阳门之间，保存得最好，阡陌皆存，区划最为分明。其制皆为田字形，每田有四区。每区皆七十亩。大路之内横计之有四田八区，竖计之亦有四田八区，八八六十四，井井方方的。”张认为，“箕母井井方方的和商代甲骨文田字相合，而一区七十亩则和孟子所说‘殷人七十而助’相合，这种划分的方法则是箕子从商朝传来的了。”他还坚信箕子王朝在平壤传了四十多代，约计八九百年，比周朝还要长些，直到朝鲜王箕准时才灭亡。金毓黻在《东北通史》中，通过中、朝史籍的研究，对“箕子入朝”给出了更为明确的结论。他认为“箕子之东封朝鲜”的记载最早可见于公元前2世纪初的《尚书大传》：“武王胜殷，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此后，我国史籍均有记载。如《史记·宋世家》的记载：“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箕子对鸿范，于是武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乐、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三国志·东夷传》的记载：“昔箕子既适朝鲜，作八条之教以教之，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根据上述记述，他结论道：“箕子之名，始见于《易》（明夷卦），亦一见于《左传》（僖十六年），再证以尚书大传、史、汉、国志之记载，则知箕子之东封朝鲜，盖已身履其地，为确有其事。”金先生还认为，不仅中国古籍中有关于箕子的记载，朝鲜古籍中也有记载。如《朝鲜史略》中“周武王克商，箕子率中国人五千入朝鲜”的记载；《海东绎史·引三才图会》中“箕子率五千人入朝鲜，其诗书礼乐，医药卜筮，皆从而往，教以诗书，使知中国礼乐之制，衙门官制衣服，悉随中国”的记载；《朝鲜鲜于氏奇氏谱牒》中“武王克殷，箕子耻臣周，走之朝鲜，殷民从之者五千人，诗书礼乐及百工之具皆备”的记载等等，都可证实“箕子入朝”实有其事。

邱世绪在《古朝鲜探索》中，根据周初实行大分封的史实，对“箕子被封入朝”的古籍记载也作了肯定的结论。他认为，周武王初定天下后，为了扩大和巩固统治区，曾大规模地实行诸侯分封制，当时的所谓“封邦建国”、“以藩屏周”，就是对贵族实行分封的结果。受封最多的是姬姓贵族，相传在周初所置的七十余国中，武王兄弟就有十五人被封为诸侯王。受封的异姓诸侯以姜姓为多，尚父（吕尚）就被封为齐侯。同时受封的还有一些殷商的传统贵族，箕子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周初分封的目的，是为了将分散林立的小邦合并建立起诸侯国，作为周朝统治中心的屏障。在这个过程中，其周边各族如所谓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纳入了周朝的势力范围。朝鲜在地理上属于“东夷”，因此我国史籍记载的“箕子被封入朝”的事，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如果视这些记载是后人的伪造，则很难令人想象两千多年前的学者如此伪造是为了什么。吉林社科院副研究员刘永智在《“箕子朝鲜”不应任意否定》一文中，以考古史料为据，指出1973～1974年在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青铜方鼎上有箕侯铭文，证明殷末周初，箕族的支裔确实生活在为燕控制的辽宁地区，箕子被释后，回到故地，但该地已为燕召公所据，于是东走朝鲜，故《淮南子·道德训》载：“柴，箕子之门”，其注释为“纣死，箕子亡之朝鲜，旧居空，故柴护之”。这说明箕子确实去了朝鲜。他还指出，指责汉朝史家捏造了“箕子朝鲜”是无根据的，朝鲜考古学家宥浩博士虽然对“箕子入朝”持否定见解，但承认“在卫氏朝鲜之前，有过箕子朝鲜是事实”。朝鲜既然有箕始之族，他们不是箕子的后代，也必定是箕子的近族支裔。这也证明箕子获释后，经过今日河北、辽宁的箕族地区移居朝鲜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