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群，１９０７年３月２０日生于浙江遂昌。其父早逝，家境艰难，其母望子成龙，送其读私塾识字。青少年时代的李士群，怀揣梦想，只身来到上海，靠着聪颖的头脑和刻苦的精神，先后进入美术专

科学校、上海大学读书。其间结识了他的妻子、当时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的叶吉卿。在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中，思想激进的李士群和叶吉卿均参加了共产李士群党组织。

１９２７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李士群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１９２８年回国，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同年李士群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其妻叶吉卿托关系，拜上海青帮大佬季云卿为干爹，拜季的老婆、时在巡捕房任女监头的金宝师娘为干娘。这样，季云卿出面保释李士群出狱。

１９３２年，李士群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他受不了严刑拷打，自首叛变，并拉他老婆叶吉卿下水。李士群尽量向“中统”隐瞒了与他有联系的中共党员，也向地下党组织隐瞒了变节真相。

出狱后的李士群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南京区侦查员，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社会新闻杂志编辑，与同为中共早期党员但均已叛变成为“中统”人员的丁默邨、唐惠民等人一起工作。由此，地下党组织难以确定李士群身份。

１９３２年６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委派马绍武（真名史济美）为中央特派员兼上海行动区区长。马绍武长得五大三粗，一脸麻子，人称“马大麻子”。此人是江苏溧阳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１９３０年加入中央党务调查科，经中共叛徒顾顺章的培训后，成为顾顺章的助手。由于“中统”在上海的工作“成绩”，明显落后于”军统”，蒋介石对“军统”的经费已超过“中统”八倍。“中统”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检讨工作，原驻沪特派员、上海区区长黄凯被撤职，改派马绍武到上海主持特务工作。他手中掌握有不少共｜｜产党的内线，接任特派员后，他采用中共叛徒顾顺章所教的“高招”，对中共地下组织大肆破坏，抓捕共｜｜产党员极多，宪兵司令部的监狱人满为患，“中统”请准蒋介石拨款１０万元，添设宪兵司令部的新监和南京江东门新监，获得陈立夫、徐恩曾等人的嘉奖；同时，马绍武对中共的叛徒非常排斥，对丁默邨处处找茬，对李士群更是颐指气使，任意摆布，搞得二人一腔怨气。

一天，丁默邨与李士群商量，设法除掉马绍武。

丁默邨

同时，上海地下党和红队也千方百计地要暗杀马绍武。李士群一夜没合眼，终于想出了个李代桃僵的办法，于是他找“红队”过去的朋友帮忙，商量好了行动计划。

１９３３年７月的一天夜里，丁默邨邀马绍武等人一起在广西路的长三堂子里打麻将，丁默邨有意当“炮手”，让马大麻子连坐几庄，于是嚷着让马请客。马绍武只得请丁默邨等去喝酒，待喝完酒后，醉眼朦胧的马绍武和丁默邨等踉踉跄跄从弄堂里相互搀扶着出来，李士群突然从黑暗中闪出来，对马大麻子肩膀一拍，大声说：“马特派员，要不要我扶你走？”

话音刚落，马路对面藏在电线杆后面的红队成员举枪瞄准，只见火光一闪，“啪”一声清脆的枪响，马大麻子应声倒地，李士群、丁默邨等撒腿狂奔。

“中统”上海区特派员马绍武被暗杀，在“中统”内部引起了震惊，虽说是“红队”所为，但“中统”特工也不是吃干饭的，徐恩曾亲自组织查缉凶手，经过侦察分析，抓捕了嫌疑最大的丁默邨与李士群二人。丁默邨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社会局长吴醒亚关系非同一般，吴醒亚在北伐时是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秘书，与蒋介石极熟，此时，吴正在上海。在吴的力保下，丁默邨很快就被放了出来，之后当上陈立夫的秘书，得到重用。

李士群被押解到南京，由“中统”南京区侦察股长马啸天负责审查。

直接审讯李士群的是总部调查科机要科长顾建中和情报科长徐兆麟，

马啸天

此二人都是审讯老手，

辣椒水、老虎凳、皮鞭、电刑，让李

士群逐一“享用”。李士群几次吃打不过想招供算了，但转念一想，就是招了肯定也活不了；再加上丁默邨托人转告他，他们正在多方转圜，设法搭救。于是他只得直着脖子大喊“冤枉”。

叶吉卿为救李士群，带着珠宝首饰从上海赶到南京，她把珠宝首饰分送给南京区侦察股股长马啸天与行动股股长苏德成，以及顾建中、徐兆麟等人，要他们多多关照李士群。

常言道：得人钱财，与人消灾。马啸天与苏德成对李士群手下留情；顾建中和徐兆麟干脆指点叶吉卿：直接去找“中统”头子徐恩曾进行疏通，并告知徐恩曾的“软肋”所在。于是叶吉卿描眉画眼，特地穿了一条开衩到大腿根的丝绸旗袍，曲线毕露，十分性感地出现在徐恩曾面前，献媚、撒娇带啼哭，把个情场老手徐恩曾搞得晕头转向的。叶吉卿依偎在徐恩曾怀里，让他释放李士群。徐恩曾虽说好色，但对李的案子还是有分寸的。他笑嘻嘻地说：

“没有纸笔，等回头再写吧！”

叶吉卿早有准备，从低开胸的圆领上取下一支派克金笔，塞到徐恩曾手里，一手掀起裙子，指着肥腴的大腿：“就写在这吧！”

徐恩曾

徐恩曾开玩笑般地在其腿上写下“着即将李士群释放”的手令。

叶吉卿立即起身，叫了一辆黄包车，来到走马巷刑侦股办事处，见了马啸天，将裙子一撩说：“看清爽，是你们老板的亲笔！”

马啸天抚摸着叶吉卿白皙的大腿，淫笑着说：“哪有写在腿上的手令？我打个电话问问。”

电话那头的徐恩曾矢口否认，对马啸天说：“别听那个婊子咋呼，我什么也没做过。”

叶吉卿冷笑一声，对马啸天说：“占了老娘的便宜，想赖账？我这就去见二处处长戴笠戴老板，也许腿上的笔迹他或许认识。”

当时，徐恩曾的一处与戴笠的二处正掐得你死我活，千方百计找对方的死穴。徐恩曾在电话里听了叶吉卿的话，顿时慌了：“好吧，马股长，先恢复李士群的自由，但不能让他离开南京，跑了我拿你是问！”

然而，李士群虽然爬出了“自家人”的牢房，却成了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角色。

１９３２年９月，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军统”局组建了三个处，以徐恩曾为特务一处处长（“ＣＣ派”、党统特务、“中统”前身），办公机构设在瞻园路，即党务调查处；戴笠为特务二处处长（“军统”前身），办公处设在鸡鹅巷，负责监视调查军队；在陈立夫的提名下，丁默邨为第三处处长，后由金斌继任，负责监察邮电，后并入军委会特检处。就在丁默邨春风得意之时，李士群却在自家人的管制下，大坐冷板凳，军衔只是小小的中尉。他对徐恩曾这帮家伙的贪渎，恨得牙根痒痒的，但还得低三下四、阿谀奉承。时间一长，马绍武案子也成了无头案。徐恩曾总不能让李士群闲着，正好调查科对苏联情报缺人手，李士群又在苏联留过学，于是派他做编译员。不久，李士群被派到留俄学生招待所任副主任兼留俄同学会理事。这是个没有任何实权的闲差，李士群度日如年，一肚子牢骚只有向叶吉卿倾诉，咬牙切齿地发誓要“报仇”。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一三”事变，日军进攻上海，仗越打越大，战火迅速向东南蔓延。１１月初，日军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败退南京。蒋介石宣布南京国民政府迁往重庆。

在首都即将失守的危急关头，徐恩曾决定派李士群、石森林、夏仲明等人潜伏下来，他们以玄武湖边的大树根７６号的一座小洋房做联络点。

一天，两个年轻的姑娘上门来做女佣，自称是乡下的，逃难来此。其中一位叫阿花的，有几分姿色，而且干活十分麻利，也很勤快。李士群是猫儿见不得荤腥，经常吃阿花的“豆腐”。当时日机经常空袭南京。一天，李士群出门不久，大街上响起空袭警报，他突然想起卧室里还藏着“中统”的文件，怕有闪失，慌忙又跑回来，发现阿花正用一面镜子给日本飞机发信号。

“原来侬是日本特务，别动！让我搜一搜！”

李士群用枪抵着阿花的胸口，从她身上找到一卷密电码。李士群正愁没机会与日本方面联系，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李士群准备出卖民族利益，与日本特务勾结，决心落水当汉奸。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上旬，李士群等人逃到了汉口。１９３８年初，他让阿花先赴香港，为自己出逃铺平道路；自己去了“中统”总部设在黄陂路的国民党平汉铁路特别党部大楼临时办公处报到，暂居在日租界“中统”的宿舍里。

一日，在大门口，他差点被一辆黑色小轿车撞上，李士群破口大骂，此时车门开了，一个“蟹壳脸”探了出来，李士群一看，原来是丁默邨，憋了几年的窝囊气，一下子全冒了出来。

“姓丁的，你只管花天酒地，神气活现的，哪晓得我受了多大的罪！我只要到老板那里把你的事都抖落出来，哼……”李士群愤愤不平地说。

“我晓得的，放心，我是不会忘记老朋友的，也不会让侬吃亏的。”丁默邨拍着胸脯。

“那好，你现在就补偿我！”

“现在不行，我有公务在身，改天改天。”

“耍滑头，少来这一套！”

戴笠

丁默邨一本正经：“真的有事，你还不知道吧，中共大头头张国焘来了。”

原来，１９３８年４月２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主席张国焘借到陕西黄陵县公祭中华民族始祖黄帝之机，逃到西安，在国民党特务保护下到达汉口。调查统计局特派丁默邨负责接待。

“张国焘被毛泽东斗败了，逃出延安已到达汉口。蒋委员长专门命令兄弟我接待、开导张国焘，耽误不得。你的事包在我身上！这些钱你拿去花。”

李士群接过丁默邨递过来的一沓子法币：“好，我等你的消息。”

在丁默邨的活动下，很快，李士群被委任为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

好景不长，没几天，丁默邨吃瘪了。

早在１９３７年９月１日，军事委员会决定将调查统计局归属大本营第六部，由陈立夫任部长。由于戴笠与徐恩曾的明争暗斗，陈立夫为了架空戴笠，让戴任大本营第六部秘书，以夺其实权，并提拔统计局第三处处长丁默邨仍参与局内机密。戴笠心存不满，他在给蒋介石的一份密电中报告：“丁之思想不忠实与其泄露机密之事，生已迭次报告……立夫先生仍信任如故也。”

蒋介石看了密报心里有数，但没有由头也不便处理丁默邨。就在３月２９日到４月６日的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大力扩充特务组织的决定，将陈立夫名下的军事委员会第一处升格为“

蒋介石发表抗战演讲

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徐恩曾任局长；将原“军统”局第二处独立出来，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戴笠为局长。由于丁默邨好大喜功，为证明自己有地位、够派头，在张国焘面前摆谱，公开宴请，大肆挥霍，被戴笠捉住了把柄，到蒋介石那里告了一状。蒋介石乘机发飙，以“国难期间，糜费公帑”之罪名下令彻查；丁默邨主管的第三处被取消，业务归并到其他部门。

丁默邨什么职务都没有了，只保留了一个军事委员会少将专员的空头衔。一气之下，他以“患肺病、胃病、心脏病，身体孱弱达于极点”为借口，到香港“专心治病”，并利用昔日的老关系，做起了生意。

李士群见丁默邨失势，急忙让叶吉卿回浙江老家遂昌，自己将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的公款全部携出，避开“中统”布置在广东一带的耳目，绕道广西，经越南河内坐船逃到香港。

抵港后，李士群很快与阿花接上头，在她的引见下，搭上日本驻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关系。中村并不看好株萍铁路的一个小小的主任，认为李士群留在香港用处不大，于是说：“李先生对上海很熟悉，这样吧，我写封信，介绍你去上海见日本领事馆书记清水董三。”

就这样，李士群又到了上海，没想到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出卖本国的利益竟给了他一个能够表演的更大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