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兆麟

武昌首义革命军临时总指挥

吴兆麟，字畏三，１８８２年生，湖北鄂城人。１８９９年，吴兆麟入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营随营学堂，次年肄业于随营将校讲习所。１９００年入工程专门学校，成绩优良。因不满清廷腐败，萌发反清思想，１９０５年加入日知会，任干事及工程营代表。后读湖北参谋学堂取得第一名。１９０６年和１９０８年，他在参加河南彰德和安徽太湖的两次秋操时表现突出。吴曾手编秋操记事及兵术战术等书被印发各军参考。１９０９年任清军工程营八营左队队官（连长）。武昌起义前夕，他驻守武昌楚望台军械库。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晚７时，熊秉坤在工程营举枪带头发难，并率队直奔楚望台军械库。军械库左队革命党人闻枪响应。起义军占领了军械库后，其他一些单位的革命党人也相继率部奔赴楚望台集合。时武昌城内外，参加起义的士兵共约三千多人。

起义前，革命机关均被破坏。革命党的领导人有的被抓，有的被杀，有的避走。熊秉坤原是新军工程营后队的正目（班长），发难以后他以总代表身份将起义军冠以“革命党”三字。但这时他自觉“精神上极不自在”。原因是起义后“责任重大，稍有差池，即功亏一篑”。现场上，“士兵以官长为依附。此时既无官长，士兵不免放纵，秩序渐见凌乱，较之发难时之指挥如意，已截然不同，盖士兵临时加入者居大多数也”。当时形势危急，深虑清军来袭，急需一个有指挥才干的军官来领导。就在这里，汪长林带左队队官吴兆麟来队，众士兵都喜形于色。大家公认吴兆麟品学兼优，不仅本营同志敬戴，在军内也素为众人推崇。这样，熊秉坤和兵土们就公推吴兆麟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熊自己处于参赞地位。

兵不可无将，大规模的战斗更是如此，吴兆麟就是在武昌首义时，在革命战斗的紧要关头被推上起义临时总指挥的。辛亥首义的胜利有着吴兆麟不可磨灭的功绩。

吴兆麟被举为临时总指挥后，立即巡视防地一周，察看情况。他每到一地，士兵们都表示拥吴为总指挥。吴要求士兵们一定遵守军纪，听从指挥，士兵们皆答诺。吴兆麟重整了队伍，向起义军讲明当时战情，并连下命令，分配布置作战任务。吴设总指挥部于楚望台，下令兵分三路直捣敌巢督署及占领武昌城。

吴兆麟的命令发出之后，各队分途进发。经过一夜浴血奋战终于攻克了湖广总督署，占领了武昌全城，取得了首义的胜利。天亮以后，革命军声威大震。吴兆麟派兵各守城门，百姓挂灯悬旗，欢欣鼓舞。

革命军在武昌取得胜利后，这时革命军急需成立政府，议决大事。大家都希望能有一个深孚众望的人来领导。但此时革命党的一些重要负责人或远离武汉，或出走未归，或身有重伤，使革命党人中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这时革命军得知原清军中混成协统领黎元洪匿藏在黄土坡该协部下家中，吴兆麟派兵一排将其挟出到楚望台军械库，吴令队伍举枪吹号相迎。但黎面带愁容，神情不悦。黎与吴兆麟见面以后，预料革命不会胜利，反责吴不该起事。吴兆麟以革命军之诚意相劝。后汤化龙派人请黎、吴去咨议局开会。汤、吴在会上都作了发言，都推黎元洪为都督。吴兆麟分析了敌我形势，要求大家树立革命信心，下午６点，吴兆麟在咨议局以革命军总指挥名义下令固守武昌，防范瑞澂反扑。当晚黎元洪借词回家，仍无心革命。众议如黎元洪仍执意不肯接受，则将其斩首示众，以扬革命之威，另推吴兆麟为湖北都督。吴忙以资望太浅为由推说万不能行，不能负此重任。吴下令请黎元洪天明到咨议局来，不得再出。１０月１２晨，吴兆麟派人到电报局将革命军所拟檄文布告都借用黎元洪名义拍出。

吴兆麟武昌首义革命军临时总指挥

湖北军政府成立以后，吴兆麟任鄂军参谋部副部长兼第一协统领。后黎元洪任吴为鄂军参谋总长兼第五镇统制。阳夏战争时，吴兆麟亲赴汉口督战。当汉口、汉阳被清军反扑攻陷后，黄兴返上海，黎元洪避走葛店。在革命形势又一次处于紧急状态时，吴兆麟再挑重担，出任战时总司令，坚守武昌。他还和驻汉的各国使节联系，争取支持。后参与南北议和，直至孙中山在南京出任临时大总统宣誓就职。

１９１２年北京政府授吴兆麟陆军上将，授勋二位。反袁以后，解甲回鄂，倡建武昌首义公园，督办鄂城堤防，兴建大闸，为民兴利。抗日战争时居武汉读经自遣。他大义凛然，坚持民族气节，拒绝日寇逼任伪军总司令。

吴兆麟１９４２年病逝。重庆国民政府明令褒扬。１９４７年在武昌卓刀泉举行公葬。１９８２年，党中央缅怀先烈，对为国家民族作过巨大贡献者关怀备至。由湖北省政协兴工为吴兆麟重建陵墓。

吴佩孚

镇压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及护国运动的大将

吴佩孚，字子玉，１８７４年４月２２日出生在山东蓬莱县城。

１８９６年，吴佩孚中了秀才。１８９８年，吴到天津投淮军聂士成部当兵。１８９９年聂军改称武卫前军。

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侵华。吴佩孚所在的武卫前军同八国联军激战于八里台，统帅聂士成英勇战死，所部溃散。这年，吴佩孚离开天津，赴唐山开平镇，准备投考专门培养军事人才的开平武备学堂。１９０１年，吴佩孚考取开平武备学堂。当吴佩孚学了一年多的时候，袁世凯决定将该学堂迁到保定，改名为“北洋武备学堂”，并规定开平武备学堂的教官和毕业生一律到北洋武备学堂当教官或队长，而没毕业的要在北洋武备学堂从头学起，但也可直接去军队。吴佩孚想再从头学起，太不合算，所以决定再去当兵。因他没毕业，不能当军官，只好到天津陆军警察队当了一名正目（班长）。所以很快吴佩孚就升任初级官（准尉），次年又升为二级初等官。这时，他听说袁世凯又在保定开办陆军速成学堂，他便设法进了这个陆军速成学堂。１９０４年初学习结业后，吴佩孚被派往天津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工作，为陆军中尉。从此，他正式成为北洋系的一员。

武昌起义爆发后，吴佩孚所在的第三镇被派去镇压山西响应起义的革命军。当时吴佩孚是曹锟所统率的第三镇炮兵第三标第一营管带。炮兵第三标在娘子关哗变，而吴佩孚及时阻止兵变，而深受曹锟重用，任第三标标统。

民国初年，作为袁世凯心腹的曹锟又得重用，他的第三镇被调入京畿，负责北京安全。１９１２年，袁世凯企图制造不能南下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又选中了曹锟的第三镇，而吴佩孚更是充当了急先锋，是他首先率兵在北京朝阳门外东岳庙一带抢劫饭铺和水果摊点，随后第三镇的其他士兵便纷纷出动，为袁世凯大呼小叫，制造兵变，致使袁世凯的阴谋得逞。因导演并参加兵变有功，吴又被提升为由曹锟担任师长的第三师师部副长官。

１９１３年，吴佩孚随第三师南下镇压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为了使吴佩孚真正成为自己的亲信，曹锟开始重用吴佩孚。事后不久，曹锟就保荐吴佩孚做了第三师第六旅少将旅长，统领６０００多人马。吴佩孚终于成为北洋军阀中数得上的大将。

１９１６年，镇压护国运动时，吴佩孚率第六旅一路进军顺利，从援战泸州，到攻占蓝田坝、太安场，为北洋系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是后来又攻占了纳溪，对当时在军事上屡遭挫败的袁世凯来说，犹如打了一针强心剂，精神为之一振，袁世凯得到这一消息后，即下令刘对前线将士进行封赏，吴佩孚被袁特封为三等男爵，并晋升为陆军中将。

袁世凯帝制败亡后，吴佩孚被调回保定。战争使吴佩孚充分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因此，这之后，吴佩孚四处招兵买马，收罗军事人才，几年后，他不仅恢复了因战争而损失惨重的第三师，而且又编练了扩充三倍多，还使曹吴的军队成为北洋系的一支劲旅，为其以后在军阀中称雄打下了基础。

吴佩孚镇压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及护国运动的大将

张勋复辟失败后，直系首领冯国璋当了上代总统。而皖系段祺瑞却以再造共和的“功臣”自居，对冯极不买账。这可把曹锟难坏了，他一方面慑于段祺瑞的势力，不敢冒犯，另一方面，他更不愿得罪冯国璋。曹锟左右为难之际，吴佩孚为其定谋设策：内助冯，外则顾全北洋派的面子，不公开反段。对此曹锟非常满意，于是，曹锟命吴佩孚随军驻汉口，代理第三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他几乎把自己的全部“家当”都交给了吴佩孚。从此，吴佩孚成了曹锟的心腹大将，成为直系军阀的顶梁柱。

１９２６年，南方的广东革命政府开始北伐。７月１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７日，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而在此前，北伐的先遣队已开赴湖南，巩固北伐的前沿阵地。７月初，北伐军兵分三路进军湖南。在广大工农群众的热情支持下，北伐军一开始就占了优势，吴佩孚的军队被打得节节败退。７月１２日，北伐军占领长沙。

这时，吴佩孚陷于南北两线作战、顾此失彼的困境中。直系内部的一些将领认为吴佩孚的老巢在湖北，南重于北，应抽身南下，将进攻南口的指挥权交给奉系。可是，吴佩孚即认为如果自己放弃进攻南口的指挥权，而南下主持湖北的战事，那京汉线北段的地盘，就会被奉军夺去，致使无法继续控制北京政权。因此，他不管南方的告急电报多么频繁，还是咬紧牙关发誓：“南口一日不克，本总司令一日不能南下。”同时，他督促孙传芳出兵，要求唐继尧援助，以缓南方形势。但是孙传芳为了避免卷入漩涡，对湖南战事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吴佩孚无可奈何，只得厚着脸皮，派其秘书长同奉军代表协商，表示愿意把北方军事完全交由奉军负责，自己则预备逐步抽出兵力，全力对付南方。从７月１９日起，进攻南口的主力和指挥大权遂由奉军方面担任。８月１４日，国民军因势单力薄，寡不敌众，被迫放弃南口。北方的南口战役刚结束，南方战场上吴佩孚的“联军”已无法抵御北伐军势如破竹的攻势。８月２２日，北伐军攻克湘北重镇岳阳，打破了吴佩孚固守待援的计划，使革命战争迅速推进到湖北境内。随后，又以风卷残云之势，接连攻克通城、崇阳、蒲圻等县，直逼汀泗桥。吴佩孚接到岳阳守军的十万火急电报后，立即命令齐燮元驻长辛店，行使总司令职权，指挥北方军事，自己则率军星夜南下增援。自此起吴佩孚在北方的势力一落千丈，部队逐渐瓦解。

８月２５日，吴佩孚急匆匆赶到武汉，在查家墩司令部发布了“死守汀泗桥”的命令。汀泗桥为鄂南第一门户，地势险要，西、南、北三团环水，东面山崖耸立。只有南面有粤汉铁路可通，而铁路桥东，河深难渡，这是一个易守难攻的险要据点。自古以来，汀泗桥是兵家必争之地。为“死守汀泗桥”，吴佩孚迁司令部于贺胜桥，集重兵于汀泗桥，企图凭借汀泗桥的天险据守，求得一个暂时喘息的机会。同时，他不断发出电报，急调京汉线各部队星夜驰援。

８月２６日，北伐军发起对汀泗桥的总攻击。直军尽力死守，吴佩孚亲率卫队到阵地督战，并组织八个大刀队，分八路监视各军，下令：“退却者，杀无赦！”凡遇临阵退却者，不分官兵，大刀队挥刀便砍。就在那一天，吴佩孚当场处决临阵退缩的中、下级军官达九名之多，因逃退被大刀砍掉脑壳的士兵不计其数。北伐军攻了一昼夜，进展不大。２７日拂晓，作为预备队的叶挺独立团，被调来参加战斗。叶挺独立团进入阵地后，从右翼高山往下猛冲，第四军其他部队铁路两侧配合，吴佩孚的军队在夹击下，被打得晕头转向，仓皇溃退。这时候，吴佩孚气得两眼血红，几近疯狂，亲自手持大刀随同大刀队一起举刀飞舞，转眼间砍杀其溃兵一百余人。然而，即使刀光闪闪，人头滚滚，也阻挡不了部下官兵的四散溃逃。当日上午，北伐军占领了汀泗桥，又乘胜追击，拿下了贺胜桥，打开了通向武汉的最后一道门户。

吴佩孚败退至武汉，紧闭城门，以守待援。为“死守武汉”，吴佩孚不断发电报催促各方面迅速派兵来援。但是，京汉线上吴所属的各支部队，见势不妙，各怀鬼胎，虽经严电催促，却迟迟不来。杨森、袁祖铭忙于内部的争斗，无兵可派，孙传芳自感境况不妙，也按兵不敢动。因此，吴佩孚所有这些求援电报发出后，都像石沉大海，永无回复。在内外交困下，吴佩孚自知大势已去，从汉口逃往河南。被困在武昌城内的吴佩孚残部，在外无援军、内无弹粮、军心瓦解的情况下，成为瓮中之鳖。北伐军占领了武汉，这从根本捣破了吴佩孚的巢穴，断绝了吴佩孚的生命（因为吴佩孚的生存靠的是汉阳兵工厂和武汉之饷源），“可算从根本结果了吴佩孚”。从此，逃到河南的吴佩孚尽管一再收拾残兵败将，以谋反攻，但在国民军和北伐军的强大攻势面前，直系内部将领人人自危，拥兵自重，各找出路，吴佩孚好不容易收罗的残军，还未来得及同北伐军交战，就自行瓦解了。

吴佩孚在大势已去，只能于１９２７年６月，渡江南下、西逃入川，暂时投靠四川军阀杨森。在逃窜途中，他的一行人马，疲乏零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行至灰店铺时，当地土匪误认是商队，企图抢劫，一枪将吴佩孚的秘书长击毙；再到太平店渡河之际，又遭到已改投冯玉祥的原部将张联陛的堵截，硬拼之下，吴佩孚仅率二百余残兵狼狈过江，连夜向南障逃窜。以后，他为避免沿途守军的截击，只得带领残兵败将，专拣土匪出没的荒僻小路逃跑，凡过一山寨，必先命士兵手持“吴佩孚”的大张名片，向盘踞一方的“绿林好汉”借路，幸亏“盗亦识货”，一路尚通畅无阻。７月，他终于抵达巴东，由杨森迎至白帝城，以此暂作栖息之地。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寓居北平。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曾拒绝出任伪职。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２４日，吴佩孚吃午饭时，饺子馅里肉骨头渣子正好嵌入左边一只镶有金牙套槽牙的牙缝里，疼痛难忍。家人急忙请医院里牙医来寓诊治。医院派来的牙医是日本人伊东，当场就替吴佩孚拔去了这颗槽牙。但到第二天，吴佩孚牙疼不见好转，而且左颚高肿，浑身忽冷忽热。家人又从天津请来中医郭眉臣来诊治。吴服用了几剂汤药后仍不见效。以后又遍请名医诊治，可是吴佩孚左颚肿痛越来越剧，甚至连粥和水都难以下咽，渐渐地两腮尽肿，喉头发炎，神情也恍惚了。１２月４日下午３时，日本特务川本芳太郎携领日本军医寺田及护士，由华北大汉奸齐燮元陪同来到吴宅。寺田稍作检查后，告诉川本这病非动手术去脓不可。川本不征求陪伴在一边的吴佩孚老婆的意见，竟自作主张地立即要寺田给吴佩孚动手术。齐燮元也在旁极力“劝慰”吴的家属，要他们放心。但手术后，吴佩孚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当晚就断了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