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汪精卫抛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论调。日本对其拉打并用，他的亲日倾向更明显了，爱国志士的枪击让其尝了一次死亡的滋味。
“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当时汪精卫领导的广州政府正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主张民主政治和积极抗日，于是，“欢迎护党救国的汪先生”的呼声自此而起，蒋介石迫于形势，派张继携带亲笔信赴广州议和。他在信中说：“弟当国三年，过去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惟愿诸同志以党国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勿使外间以中山党徒只顾内争，不恤国难。”于是，宁粤双方以共赴国难为由举行和谈，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广州国民政府取消，蒋介石下野，释放胡汉民，调１９路军到南京。后来汪精卫又离开广州，去了上海。
蒋介石“下野”后，１９３２年１月中旬，汪精卫、蒋介石经过杭州烟霞洞的密谈后，联袂进入南京。汪精卫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主军，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至此，形成了汪主政，蒋主军，汪、蒋和平分权的局面，然而蒋介石怎么甘心军不干政，军事部、财政部、教育部的实权都掌握在蒋系人马手中；汪精卫也不甘示弱，铁道、实业等实权部门都在汪系掌握之中。蒋、汪两派人明争暗斗，不亦乐乎。
就在汪精卫就任行政院长当天，日本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先是上海的日本人诬陷上海三友实业社的工人打死日本和尚；１月２３日，日本大批军舰以保护侨民为借口陆续开到上海；２４日，日本蓄意纵火焚烧了日本公使重光葵公馆；２７日，日本领事馆向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节节退让。２８日，在沪的１９路军在日军的挑衅下忍无可忍，奋起抵抗。蔡廷锴、蒋光鼐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打得日军三易主帅，日军死伤过万。
汪精卫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却畏敌如虎，面对１９路军的英勇抗战，他们大泼冷水，甚至为１９路军制定了“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的原则，继而以国民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为由，３０日宣布迁都洛阳。汪精卫为迁都辩解说，政府是为了避免战祸，防止两国矛盾激化，还要求各民众团体自动取消抗日名义，以免使日本更有借口侵略中国，在发生冲突时，中国方面要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无意开衅。
在淞沪抗战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汪精卫却大泼冷水，散布失败论调，说中国军事与经济在物质上着实落后，而且组织上也幼稚不完备，要求我方军队在处于优势时，积极与日军接洽。言下之意，抵抗一定是会失败的。
汪精卫、蒋介石在中山陵
同时，汪精卫抛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论调：“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冀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以下时，我们决不让步；在最低限度以上时，亦不故作强硬。这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政府今后的措置，应严格规定最低限度的标准。若在最低限度以上，则政府应顾虑国家人民的力量及军事财政的状况，不惑于一部分人士的一时强硬论，纵使为国民所误解，亦应忍痛签订……最低限度以上，我们忍受，即是交涉，最低限度以下，我们拒绝，即是抵抗。”
汪精卫口口声声说要有抵抗，要有交涉，要推行“抵抗与交涉并行”的方针政策，但在实际执行中，有的只是妥协投降，抵抗要不流于口号，要不鲜见行动。
淞沪停战后，“中日停战会议”于３月１０日在上海领事馆举行，中方谈判代表为郭泰祺。经过谈判，中日双方于５月５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该协定除了规定双方停战撤兵外，还要求中国取缔抗日，第十九路军换防，浦东及苏州河南岸中国不得驻兵，而日本在上述地区可以驻扎军队等内容。蒋、汪媚日投降之态可见一斑。
消息传出，上海各团体联合会通电全国，反对国民政府出卖上海，上海民众出于义愤，便到郭泰祺的住所严词诘问，郭泰祺态度傲慢之至，激起了民众的无比愤怒，遂痛殴郭泰祺。汪精卫听说此事，电令上海市长张群：迅即查明下手凶徒，递解归案，严加讯办，如系出自不法团体指使，当即将该团体解散，并严究主名，以儆效尤。
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汪精卫寄希望于国联的调停。当李顿为首的调查团抛出明显包庇日本的国际联合会调查团报告书时，汪精卫竟说“依赖国联并不错误”，“调查团报告书之观察，明白公允”。可在调查书中，竟有“设立伪满洲自治政府，国际共管东北”的文字。调查书出笼，全国舆论哗然，冯玉祥、李烈钧、柏文蔚等群起指责，知识分子痛心疾首。
１９３３年２月，日军占领榆关，“天下第一关”挡不住倭寇一击。同时日本进犯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不战而逃。日军只用了１２８名士兵，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省会承德。３月，日军进犯古北口、喜峰口等处，二十九军王以哲部、冯治安部分别抗战。然而，此时的蒋介却在准备“全力剿共”。蒋介石的一贯思想是“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剿清之先，绝对不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５月，汪精卫在南京中央党部讲抗日与剿共，也“精辟”些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抗日必先剿共，如诸葛武侯要出兵中原，必先平定南蛮。抗日只能问尽力与否，至于胜败利钝，是不能逆料的。剿共则要有最大决心。
眼看日军就要打到天津了，南京政府仍主张议和。５月，黄郛根据蒋介石的委托，派中国华北驻军代表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协定规定，在长城以南设置１００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中日双方撤出在非武装地带内的驻军，非武装地的治安由中国警察担任，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的地区；协定意味着国民政府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辽、吉、黑、热四省的合法，并使中国失去河北１９个县和两设治区的完全统治权。至此，华北门户洞开。
在签订协议时，汪精卫就为黄郛撑腰：“倘因此而招国人之不谅，反对者之乘间抵隙，弟必奋身以当其冲。”事后，汪精卫为塘沽停战协定辩解道：有人说以前是不抵抗而丧失国土，现在则是由抵抗而丧失领土；以中国现在的国力，一开始就应该知道抵抗是不能得到胜利的。抵抗只是求得心安罢了。言下之意，抵抗是徒劳的，议和完全正确！
国土日益沦丧，但凡有点爱国心的同胞无不愤怒指责南京政府。国民党内部对蒋汪的不满也越来越多。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以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西南中委屡次发表通电表示反对，国民党元老李烈钧、吴稚晖等人，以立法院等处为讲坛，多次指责塘沽停战协定以来汪精卫的外交政策，并积极从事倒汪活动，甚至国民党内的一些抗日武装力量，也以实际行动反抗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方振武与冯玉祥、吉鸿昌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专为抗日，决不割地自雄，然而却不为国民政府所容。９月，在日、伪和政府军的夹击下失败。１１月，十九路军蔡廷锴、蒋光鼐联合李济深、陈铭枢在福州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打拉并用，瓦解了这一政权。
１９３３年下半年，随着全国军民抗日气氛的高涨和亲英美派力量的增长，蒋介石对日政策不再是像以前一样一味的忍让，这让日本人很不满意。他们指责中国亲英美派左右了蒋介石的外交政策，“相信恃欧美之力，可以颠覆日本在东洋之霸权”；对汪精卫，他们则是软硬兼施、恩威并举。一方面，说汪精卫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思想对内镇民心之激昂，对外装和平之态度，是一种伪装的对日政策；对“中日间的根本问题，如排日之镇压，日华经济之提携，已成不能涉及之状态”，日本对此很不满意。另一方面，他们又将汪精卫同亲英美派的蒋介石、宋子文等人区别开来，挑拨说宋子文是“不满汪氏政策”。
为了证明自己与蒋介石派的不同，汪精卫的亲日倾向更浓了。１９３４年６月，日本驻南京副领事藏本英明，因为仕途失意，自己寻死，偷偷离开领事馆，想自我了断。这下可不得了，日本大使和领事以为他失踪，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汹汹抗议，不仅递出了备忘录，而且还把长江舰队纷纷调至下关。汪精卫当即要求“驻京军警严密搜查”，还亲自派人到上海面见日本公使有吉明，表达自己对此事的重视。为了寻找藏本，在汪精卫的指示下，首都军警当局都破例不休息，各下属单位不分昼夜地在城内外细密查了好几天，终于在第五天在孝陵卫发现了他，这位先生准备绝食自杀呢，可笑的是他绝食时发现饿的滋味实在不好受，就下山来找吃的，这样被发现了。汪精卫如获至宝，赶紧派人将他送回领事馆。藏本被寻获后，汪精卫终于如释重负，此后，外交部、首都警备司令部、行政院、参谋部、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中央组织委员会纷纷派要员到警厅探视，以示关怀。
汪精卫对日是事无大小，必躬亲之！他的“媚日”外交可见一斑。
在日本的炮舰压力下，为了解决“中日间的根本问题”，１９３４年，汪精卫与日方先后就华北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事宜达成协议，恢复了关内外的通车、通邮。
１９３４年１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发表了关于“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演说。２月，汪精卫就识趣地取消了曾经颁布的抵制日货的法令。２月２０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发表亲日宣言关于中日外交方针的报告，对他而言，日本与中国是亲密邻邦，双方的冲突“宜解不宜结”，希望两方“在平等互助原则之下，保持和增进友谊的和平关系”，汪精卫可以保证做到“以满腔的诚意，以和平的方法和正常的步调来解决中日间之一切纠纷，务使互相猜疑之心理，与夫互相排斥、互相妨碍之言论及行动等，一天天的消除，庶几总理当日对于中日携手之希望可以期其实现”。此时，汪精卫的“抵抗与交涉并重”的方针，已经完全转到“交涉”一方，而交涉的主要内容就是“睦邻”，就是中日亲善。
汪精卫这份关于中日外交方针的报告简直是与虎谋皮。在日本狼子野心日益暴露之时，发如此之言论，搞和平单相思，只是汪精卫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他的中日亲善，换来的却是日本的步步紧逼。在日本的压力下，中国相继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这更加引起了国民党内广大爱国人士的责难。６月１９日，蔡元培率先发难，他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责问汪精卫“对日外交究竟持何策”，孙科更是大骂道，“不料以一二小人公然卖国”！甚至有人提议要汪精卫辞去外长兼职。
处在风口浪尖的汪精卫只好以退为进，他于８月８日致电国民党中常会及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请辞去行政院长和外交部长职务。蒋介石不愿单独承担“卖国”的责任，所以，他一反常态，多次挽留汪，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发电请汪留任。汪以负责制定对日外交方针为复职条件，于８月２３日宣布复职。
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之前的汪精卫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各中委齐集第一会议厅的门前摄影。蒋介石见会场秩序很乱，借口身体不适未参加，汪精卫站在正中的位置照相。照完相准备返回开会时，记者群中猛然冲出一个青年，拔出手枪，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汪连射３枪，一枪击中汪左臂，一枪中左颊，一枪打在背部肋骨上，汪应声倒地。
枪声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相继从礼堂内奔出，蒋从血泊中扶起汪精卫，汪妻陈璧君见照相时蒋介石未到场，疑心此事是蒋所策划，顿时大哭。她第二天曾指责蒋介石道：“蒋先生，你不叫兆铭干就讲明好了，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无言以对，十分尴尬。再说汪精卫应声倒地后，汪精卫的卫士还击凶手３枪，凶手被击倒。这就是轰动全国的刺汪案。
开枪者名叫孙凤鸣。他以晨光通讯社记者的身份混入现场，本来他想刺杀蒋介石，但是蒋没有到现场，于是他就临时改变计划，刺杀同样该死的汪精卫。孙凤鸣应声倒地后，当局竭力抢救，希望从他嘴里了解行刺背景和幕后主使，孙凤鸣只是说：“我是大老粗，我就凭我的良心行事，没有什么背景。”当问：“为什么要对汪院长行刺”时，孙答：“请你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又问：“为什么现在行刺？”孙答：“六中全在南京中央医院治疗枪伤的汪精卫会开完就要签字，再不打，要亡国，做亡国奴了。”又问：“你的行动是什么立场？”孙答：“我是完全站在老百姓的地位。”可见，蒋、汪这时的政策已深为国民所痛恨。１１月２日凌晨，孙凤鸣平静地离开了人间。
汪精卫遇刺后，在南京中央医院开刀，由德国医生将左颊的子弹取出，背后的子弹不能取出，只好任其留在背上。虽然孙凤鸣当时没有刺死汪精卫，不过多年后，汪精卫就死于这颗背后没有取出的子弹。
１２月５日，汪派骨干、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在上海被刺身亡。几天后，国民党召开五届一中全会，解除了汪行政院长和外交部长之职，安置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派骨干都被赶出行政院。汪精卫感到大权已失，带伤匆匆悄然赴欧。
历时将近５年的汪、蒋蜜月期，随着汪精卫的被刺，南京政府的改组而结束。汪、蒋关系虽然并未完全破裂，但却因此蒙上了阴影。
日本全面侵华后，汪精卫散布“亡国论”的论调，并成立“低调俱乐部”等组织从事“和平运动”，他派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接洽，策进“和平运动”。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爆发，汪精卫准备回国。他计划回南京后，可以取蒋代之，组成以他为领袖的领导核心，全面负责对日外交。但在旅途中，西安事变就得到和平解决。汪精卫的计划终成泡影。他于１９３７年１月１４日到达上海，准备前往南京。
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汪精卫对此十分惊恐，他担心由于中国的抗战导致全面灭亡。所以，他到处散布失败论调，汪公馆里也是一片悲观气氛。
对蒋介石准备抗战的主张，汪精卫等持怀疑态度，他甚至污蔑主张抗战是“以国家及民族为儿戏”，争取抗战胜利完全是唱“高调”。１９３７年底，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对外发表讲话，表示愿与中方交涉和谈。汪精卫唯恐“错失良机”，即同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外交部长王宠惠商量，主张接受。但汪精卫没有决定权，于是要孔祥熙签字，想造成既成事实，然后迫蒋介石承认。孔因为没有蒋介石面诺，不敢贸然行事，汪对此很不满，责备孔祥熙说：“假如我是你，一定签字。反正国防最高会议大家都会同意，你何必一定要问蒋？他是负军事责任的，不好表态，你签了字，他自然得承认的。”孔祥熙回道：“汪先生，我没有你的胆子，我背部受不起两颗子弹。”汪精卫碰了个软钉子，只好怏怏而去。
在汪的周围聚集着一批人，他们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周佛海组织这批人成立了一个小团体，他们积极开展“和平运动”，酝酿如何结束战争，实现中日和平。不要小看这个团体，里面可都是些名人：顾祝同、熊式辉、陶希圣、胡适、朱绍良、梅思平、高宗武等等。胡适还为这个团体取了个“雅号”：低调俱乐部，以区别于那些唱抗战高调的人。
周佛海曾就为什么成立这个组织作出过说明。他说：“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的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战。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着蒋先生自己钻牛角尖，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
“低调俱乐部”在当时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组织，不便于公开活动。于是，周佛海、陶希圣便向汪精卫、蒋介石献策：在思想文化战线建立一个与中共相对抗的“灰色文化团体”作为“低调俱乐部”的公开组织。汪精卫求之不得，而蒋介石此时虽已承认国共合作，但他并没有放弃反共立场，也表示采纳。
周佛海
１９３８年初，一个披上灰色的伪装、反共媚日的文化团体——艺文研究会在武汉成立。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任研究总干事。其宗旨是：在思想文化战线，既要反对“共｜｜产党的笼罩”，又要为政府造成“可战可和”的舆论。它不是官方机构，但由于直接受蒋、汪的指导，所以，其活动经费从“军事特别支出”项目内，每月拨５００万元。艺文研究会成立后，为了扩大影响，先后在长沙、广州、成都、重庆、西安、香港等地设立分会。就这样，“低调俱乐部”戴上了艺文研究会的华丽桂冠。
艺文研究会成立后，积极开展工作。周佛海、陶希圣等人一方面采用“银弹”之势，拉拢文化界人士，培植汪系舆论骨干；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宣传攻势”，散布失败论调。汪精卫明目张胆地反对抗日。他在武昌的一个训练班上发表演讲说：“打败仗要和，打胜仗也好和，到底总是要和。”言下之意，就是让大家不要再抵抗，直接投降乞和就可以了。他还直接同唐生智说：“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要另想办法了。”
汪精卫的亲信们也连声附和汪的论调：“优胜劣汰是绝对真理，强权就是公理。”“近百年来的历史证明：贫弱的中国和富强的外敌打仗总要吃亏：结果不是割让土地，就是赔款求和。而自己没有力量，外援又靠不住，空喊抗战，这样抗下去，一定要把整个国土抗光。”
壮大“和平运动”的力量也好，“宣传和平运动”也罢，都不是汪精卫主要关注的。他十分在意日本方面对战和的态度。于是，他密派高宗武以搜集情报为名，负责与日方的接洽，策进“和平运动”。不过做这件事需要得到蒋介石的首肯才好，于是周佛海便求见蒋介石，同蒋在密室里谈了一个下午。周向蒋建议：为要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起见，把高宗武留在汉口是没有用处的，不过此人是一个相当有用的人才，故把他派往香港，以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才好。蒋介石允诺。
于是，高宗武着手开始赴香港。自从他２月２２日由汉口赴香港后，多次秘密地奔波于香港、上海、汉口之间，从事与日方的联系。
高宗武从香港到了上海，找到了松本重治和西义显，向他们打听近卫内阁声明中“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真假情况。西义显抗战前任日本满铁株式会社驻南京事务所所长，他现在在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的支持下，专门从事促进日中“和平”的工作。松本重治是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兼华南分社社长，他是首相近卫的亲信和私人驻华代表，奉命从事日华“和平”活动。他们都不是日本的官方代表，只是受日本政要私人委托的“民间人士”，从此，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便通过他们与日本军部取得了联系。
不久，高宗武从受他委派刚从日本回来的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处得知，日本虽然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但日军真正的意向，是想迅速实现对华的和平。高宗武带着这一重要情报回到武汉，并将它送到蒋介石的手里，蒋介石很高兴，指示高宗武继续同日本人接触。
不久，高宗武又去香港，在香港大鹏湾旅馆里，同日本人松本重治、西义显进一步密谈。高宗武向日本人透露了汪精卫、周佛海为首的“低调俱乐部”的活动情况，说他们已经形成了国民党内的“和平派”，并且将逐渐占有势力。日本人听了，似乎看到了“和平”的曙光，兴奋异常。
随后，西义显即去东京，大约十天以后，又到达香港，他带来了影佐祯昭的信，等待高宗武的答复。
高宗武带着影佐的信，一回到汉口，便把信交给汪精卫和周佛海。影佐祯昭是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兼谋略课长，他写的信汪精卫看了后，便委托陈布雷，把影佐给何应钦和张群的私信，交给了蒋介石。信到了蒋介石的手里后，蒋介石把高宗武召来，说：“你再上香港去一趟，而且对日本传达我们的意旨：我们并不反对和平。不过，先反共然后和平，这是不可能的。只要停战，我们自然会反共的。把此要点传给日本知道！”
高宗武从汉口再去香港，同西义显见面，传达了蒋介石的几点意见：一，我们会对与日方的接触保密；二，对日本发动战争的理解；三，我方的条件有：东北四省、内蒙可留他日协议，河北、察哈尔须绝对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之确立与行政完整，日本须予尊重。
西义显由香港回到东京。他向多田骏次长、影佐祯昭大佐、本间雅晴第二部长、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报告了高宗武转达的蒋介石所提条件，多田骏和影佐等却一言不发。其余的人都沉默不语。
高宗武
西义显只好空手而返，将东京的“实情”告诉高宗武。这使高宗武颇为失望。但是西义显带回的另一个消息，却使高宗武转悲为喜。这个消息就是日本内阁即将改组，新内阁会重新策划其对内对外政策，所以，实现中日“和平”还是有希望的。他要求高宗武亲自赴东京游说。
高宗武返回武汉，同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商讨对策。是时，日本内阁果然改组，宇垣一诚出任外务大臣。宇垣内阁向国民政府表示“友好”，声称可以考虑取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对此，蒋介石集团表示欢迎，并表示日本如果有意重开“和平谈判之门，可由汪精卫或他本人出面接洽”。
日本人伸出的“橄榄枝”使汪精卫集团更显振奋。他们活动更加积极。周佛海几乎天天和高宗武一起分析形势，商讨对日外交，决定办法，并频频劝高到东京去一趟，高宗武本人也跃跃欲试。汪精卫也指令高宗武去日本。
高宗武在松本重治的唆使下，决心以汪精卫为同伙。他认为蒋介石冷酷，而汪精卫温暖。他决定背着蒋介石，亲自前往东京。
７月５日，高宗武乘“皇后”号抵达横滨。在影佐祯昭的安排下，先后会见了参谋次长多田骏、陆相板垣征四郎、国会议员犬养健、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首相近卫、外相田八郎等人。高宗武发现，日本对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颇为不满，因此他们不愿与蒋进行谈判，而寄希望于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他也竭力自我表白道：“为了造成中日之间的和平，也许必须要找蒋先生以外的人。除了汪先生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别人。”
了解到日本方面的主要意思，为了回国有所交代，高宗武便要求日本内阁总理近卫写一封亲笔信给汪精卫，保证日本愿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中心。但近卫认为，一国内阁总理如这样做，未免过分，至少为时尚早。他只允许由陆相板垣写封信说明此意，由高宗武带回转交。
日本内阁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五相会议，通过了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他们决定推翻蒋介石政府，“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成立新政权。这个“第一流人物”正是在国内为中日“和平”积极“奔走”的汪精卫。
高宗武写了一份赴日本的情况报告，派周隆庠将报告送回武汉给周佛海。周佛海看到报告，立即拿着报告去同汪精卫商量。汪精卫觉得，日本方面以他为中心开展“和平”运动的建议，不会刺激蒋介石，于是，他便把报告转交给蒋介石。没想到，蒋看了报告，十分恼火，他断定日方要他下台，他抗日的天平再次倾斜。
过了３天，蒋介石把陈布雷叫去，怒气满面，大发雷霆，骂道：“高宗武是个混蛋！真是太大胆了，谁允许他上日本去的？自今以后，我与高宗武断绝关系，完全与他无关系了，其活动经费立即停发。”
汪精卫同日本签订卖身契——“重光堂密约”。后来他叛逃河内，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公开卖国投敌，成为中国头号汉奸，并为日本侵华出谋划策。
周佛海和汪精卫已经摸清了日本政府的底，他们认为，虽然蒋介石十分恼火，但“和平”运动不能半途而废，必须继续干下去。为了支持高宗武继续留在香港，他们便从宣传部的经费里，每月拨出３０００元供高宗武使用，并要高暂时再观形势，与日本保持联系，但为了避免刺激蒋介石，他们要求高宗武暂时稍等一等才好。
高宗武由于身体不好，便托梅思平代替他同日本人继续谈判。从８月２９日至９月５日间，梅思平同松本进行了５次谈判，拟定了实现中日“和平”的详细方案。
１０月２１日，梅思平由香港飞往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等汇报与日方接洽情况。尔后，汪系骨干连日秘密举行会议。他们决定由汪精卫“出马”，另立反蒋反共政府，实现中日“和平”，并派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当局就“和平方案”作进一步谈判。
１１月２日，梅思平带着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决定的“和平方案”，离开重庆，经河内返回香港。同高宗武会面后，为避人耳目，梅思平、高宗武、周隆庠分别乘坐法轮“道尔曼号”和意大利轮“戈善特亚号”去上海，同日方继续谈判。
会谈地址选在离上海虹口公园不远的一幢灰色西式楼房内。房子已经陈旧，门上钉了一块牌子：“东体育会路７号”。今井武夫事前派人将房间进行了整修，并作了精心布置，并改名为“重光堂”。意为在此进行的谈判会使中日关系重见光明！
高宗武、梅思平、周隆庠先后被接到重光堂，与今井武夫、伊藤举行预备会议，几天内，重光堂内鬼影憧憧，日汪双方的一笔肮脏的政治交易在这里成交。
在谈判中，高、梅答应了日方所提出的绝大部分无理要求，同时为了使会谈看起来更加有“成果”，高、梅两人也提出几点“希望”：要求日军驻兵内蒙有一定的期限，并在期满后即撤退；要求明确内蒙以外之日军在解决“和平”条件后立即开始撤退，并在规定期限内撤退完毕；要求日本同意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在华租界。
这些所谓“要求”、“希望”，仅仅是一纸空文，是汪精卫集团与日本侵略者签订卖国条约时披着的一块遮羞布。然而，日方代表还嫌价码太高，不肯同意，双方争论了６个小时，才达成初步协议，将上述汪方的意见作为暂行解决的条件记录在案。
会谈后，今井武夫急匆匆离开上海回国，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首脑会议作了汇报。会议决定以重光堂协议内容为基础，“大力推进日华和平运动”。尔后今井武夫同影佐祯昭、犬养健、西义显、伊藤芳男等一起到达上海，同高宗武、梅思平等在重光堂进行正式会谈。高宗武、梅思平同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以个人名义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双方还作了日华秘密协议记录，草拟了近卫、汪精卫声明要点，制定了汪的叛逃计划。协议规定：
（１）中日缔结防共协定，中国承认日军防共驻扎，内蒙地区作为防共特殊区。
（２）中国承认“满洲国”。
（３）日本侨民有在中国居住、营业的自由，日本允许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日本在华租界。
（４）在平等互惠的原则基础上，中日经济合作，特别是利用、开发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有优先权。
（５）赔偿日侨损失，但日本不要求战费。
（６）协议以外的日军，于两国和平恢复后，开始撤退，两年内撤完。
重光堂密约是汪精卫集团的一份卖身契，更是他们的“卖国契”。然而，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只是设下一个圈套，把在重庆的汪精卫等人勾引出来。重光堂密约并没有把日寇的欲望全部端出来，免得超过汪精卫集团所肯承受的程度，致使其分裂中国抗日阵营的阴谋落空。１０天以后，日本御前会议通过的调整日华关系的方针，对中国提出更广泛、更苛刻的要求。
重光堂会谈一结束，日汪双方的活动更加紧锣密鼓起来。
梅思平、高宗武在重光堂会谈之后，即返回香港。梅思平将“密约”缝在西装马甲里，从香港飞往重庆，向汪精卫汇报。汪精卫召集汪氏骨干一连开了七八次会，讨论是否接受“密约”问题，急于当“第一夫人”的陈璧君十分果断，她极力主张接受。汪精卫则十分优柔寡断，他经过反复思考，最后决定接受“密约”。派梅思平到上海向日本人做了答复，决定出逃。
既然决定接受密约，那么出逃重庆就是必然的了。为了防止引起蒋介石的疑心，他们精心制定了出逃计划和出逃路线。为避人耳目，他们决定分散出逃：周佛海以视察宣传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先去昆明，陶希圣以讲学为名尾随而至，汪精卫托词去昆明讲演离开重庆，陈公博自成都飞往昆明。陈璧君的远房侄辈陈春圃打前站先走。
陈春圃时任国民党政府侨务委员会常委兼侨民教育处处长，在政治上同汪精卫如出一辙，深为汪氏夫妇器重。汪精卫以送子女到香港读书为名，要陈春圃把他在重庆南渝中学读书的幼子汪文悌和幼女汪文恂护送到昆明，并转赴河内。在昆明，陈春圃还与龙云商量了响应汪精卫“和平运动”的计划。
汪的行动十分诡秘，将侍卫队长刘文焕支走，将雇佣的女佣遣散。他们清理东西，将书籍文件装进印有“双照楼”三字的箱子里。除汪等少数几个人之外，连在重庆的陈璧君的胞妹、汪精卫的侄子都不知道，许多汪派骨干也没有通知。
在做好一切准备后，汪精卫集团开始行动。周佛海１２月５日飞往昆明。陈春圃带着汪精卫的两个孩子，搭机前往昆明。
１２月１８日上午９时，陈璧君和汪的亲信曾仲鸣、女婿何文杰等４人，预先到达重庆珊瑚坝机场，在此等待汪精卫。在昆明做短暂停留后，１２月１９日，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曾仲鸣、陈君慧、陈国琦、汪文惺、何文杰及副官、随从等一干人，乘上龙云代包的专机，从昆明飞抵河内。汪精卫为掩盖自己投敌真相，在离开昆明前打电报给蒋介石，说因飞行过高，身体不舒服，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定多留几日，再行返渝。
次日，陈公博也由成都经昆明飞往河内。
日本首相近卫得知汪精卫一伙逃到越南河内，遂于１２月２２日晚，在他的办公室内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一个长约十分钟的声明，在声明中，他公布了所谓的近卫“三原则”：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但日本的真实意图只是通过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掩盖其并吞中国的险恶用心。
汪精卫集团收到近卫声明全文后，由汪精卫起草声明响应。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等携汪之声明到香港公开发表。
２９日，韵目代日“艳”，汪精卫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称：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４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
自去岁７月卢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２２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
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
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
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
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
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日本政府１１月３日之声明，已改变１月１６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
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
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艳电的手迹局部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
谨引提议，伏祈采纳！
汪兆铭，艳
可以看出，汪精卫的艳电是以公开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提出建议的形式发表的，汪精卫希望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近卫声明中所提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基础上，与日本政府积极商洽，以期恢复和平。
汪精卫发表艳电之后，为了表示策进“和平运动”的决心，又通过高宗武向日方提出４点要求：
（１）日华两国在完成新东亚建设的基础以前，尽量与英美列强避免摩擦是重要的，因此当前对这些列强不要引起纷繁的事端。
（２）在军事发动以前的３６个月期间，希望日本方面每月援助港币约３００万元，但希望尽可能在对华文化事业费中开支。
（３）对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日本军作战的行动，以获得政治效果为目标。
（４）彻底轰炸重庆。
汪精卫的要求，是以日军的军事行动加快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力量，来配合他的“和平”攻势，以便支持他上台“收拾时局”，实现其当儿皇帝的野心。汪精卫这时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国格，其卑劣的嘴脸令人作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