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叛国投敌，蒋介石对他软硬兼施。军统奉命刺杀汪，不料曾仲鸣做了替死鬼。汪精卫亲自出马赴日谈判，却悻悻而归。回国后，他又在吴佩孚那里碰了一鼻子灰。
汪精卫的艳电一出笼，立刻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谴责。南洋华侨陈嘉庚指责汪精卫“甘冒不韪，公然赞同日寇亡国条件，稽其行迹，不仅为总理之叛徒，抑且为中华民族之国贼”。国民党各战区司令纷纷联名通电，他们要求“通令全国严缉究办，通缉归案，明正典型”，在国内一片舆论谴责声中，蒋介石也为之勃然大怒，决定召开临时中常会处理汪精卫的问题。在会上，群情激昂，有人甚至主张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但是，蒋介石认为，还是要对汪精卫采取软、硬两手，先对他处以宽大，为其留后悔余地，免得把他逼上绝路，彻底投降日本。在会议起草的决议案中，针对汪精卫的出逃。仅对外界解释说：“汪兆铭擅离职守，匿迹异地，散发违背国策之主张。”
此决议中有通缉令一并发表字样，但蒋介石拒绝发表通缉令，他一再表示对汪“惋惜”，希望他幡然悔悟，重返抗战队伍。蒋介石还派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专程赴河内，对汪进行游说。
谷正鼎原本是汪精卫的心腹部下，他奉命带了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的出国护照和巨款到河内，向汪转达蒋介石的话说：“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五十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汪精卫听罢，断定蒋介石在耍花招，要断绝他的“和平”之路，极为反感道：“以前我因蒋的凶残、暴虐、自私，我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危害我，中伤我，下流至要绑我及璧君的票。我被他苦迫出国，我亡命海外，船经新加坡，他致电该地政府，以共｜｜产党名义引渡我回国，说我勾引贺龙、叶挺、张发奎等祸粤。事为同志、侨胞所闻，一面与该政府交涉，一面守卫码头，直至船离码头始散去。他现在要我拿了他的护照，凭照拿人，使人侮辱我、拘禁我。”在发泄完对蒋介石的怒气之后，汪精卫自以为他的“曲线救国”会得到很多人的响应，还扬言道：“中央对于我的主张，如果经讨论一致否决，我仍不服从，然后予以处分，才算公允。”
谷正鼎自知游说无望，便告辞而去。蒋介石又派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赴香港晤周佛海，劝他回心转意，返回重庆。周托词拒绝，萧同兹的“工作”终于落空。
汪精卫坚决果敢地叛逃了祖国，他本想日本主子会对自己的“表现”十分满意，会积极响应他所策动的“和平运动”，孰知，他的“和平运动”遇到了很大的挫折。先是近卫食言，没有在日本的声明中公布撤军的决定，后又是龙云的变心，他没有按照当初的约定响应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于是，为了走出困境，汪精卫想出了新的“妙招”，他指定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曾仲鸣、林柏生、陈璧君和他自己等所谓的“首义分子”，组成“最高委员会”，尔后又成立了政治、军事、财政三个委员会，自任政委、军委主任委员，周佛海为财委主任委员。
蒋介石见软的一手失灵，便决定采用硬的一手。他采取断然措施，令军统特务刺杀汪精卫。戴笠奉命于１９３９年１月初来到香港，邀请林柏生等人见面。他对林软硬兼施，先是写信道：“最近看到你写了很多和平论的东西，和重庆对立着，可以不可以到我们自己所属的阵营里来做宣传呢？攻击的文章可以不可以停止呢？”林柏生惶惶不可终日。后来他在与陈璧君等人开完会返回时，遭到了军统的袭击，后经人送进玛丽医院抢救，才免于一死。此后，林柏生改名换姓，隐藏起来。
林柏生被狙击，是蒋氏对汪精卫一伙的警告，但汪一意孤行，仍不回头。戴笠又重新组织人马，奉命布置新的行动。他给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发去一份“十万火急”电令，要他克日来香港待命。陈恭澍到香港后，到半山区薄抉林道的高级住宅区来见戴笠。戴笠委任他担任河内刺汪行动组组长。几日后戴笠偕同陈恭澍、王鲁翘等人飞赴河内。在河内，他们在一处僻静的地方租赁了一幢一楼一底的房子，作为军统“河内工作”的指挥部。
次日，戴笠准备返回重庆。临行前，他对刺杀小组成员交代了任务：一是严密监视汪精卫的行动；二是要多方注意汪派分子的活动。他要刺杀小组成员随时待命，准备行动。戴笠返回重庆后便发来电报：“据报，汪某即将离越赴港转日，或径行去欧，是否有迹象，速即查报，并希妥为布置为盼。”
陈恭澍接到电报，为了核实电报中所说的内容，他立即以戴笠名义拜访了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许念曾担任领事多年，与法国驻河内的官员们交往甚密，同安南法国籍总监结为知己。陈恭澍面见许念曾，得到汪精卫的住址和汪有离开河内的意思，汪已向当地的主管方面说明。
汪精卫住在静寂的山中“丹岛”多迦斯加·泰尔乔旅馆，他早已料到蒋介石要除掉他，非常警惕。这一天，突然发现附近有可疑的人活动，他秘密转移到河内高朗街２７号。
高朗街离河内闹市区不远，但却僻静，是高级住宅区。街道宽阔，两旁还植有一排榕树、棕榈，中间有几棵高大挺拔的大王椰子，行人稀少，显得十分幽静。２７号是一幢西式３层楼房，正面临街，门前有一片草坪，后面是一个小院落，围有矮墙，有后门、角门。汪精卫夫妇像蝙蝠一样，白天躲在楼里，不敢出来走动。这幢楼住有曾仲鸣和汪的秘书陈国琦等２０余人。曾仲鸣负责与外界联系，他在大陆饭店开了一个房间，代表汪对外接触。会见汪精卫的人，要先同曾仲鸣洽谈好，再由曾决定安排同汪见面。
为了更好的完成任务，戴笠又对刺杀小组进行了充实。他命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三人来河内。余早年留法勤工俭学，回国后曾任叶挺独立团政委，“四·一二”事变后，加入军统，他对军统特工技术极有研究，而且能操流利的法语，对河内情况熟悉，他又曾任军统局临沣特训班副主任；张系黄埔生，动枪动笔均行。不久，又有两名特务郑邦国、陈步云奉命而来，这两人行伍出身，熟娴用枪，能连续发射。陈恭澍暗自检阅这个阵营，觉得满意。
只配备刺杀人员还不够，必须要有足以致命的刺杀武器。于是，戴笠命曹师昂偕同他的法国籍妻子，从昆明飞到河内，给陈恭澍等人带来了两支美国造的左轮手枪和一盒子弹。随即戴笠又派了一神秘的嵇小姐为另一路，分别从空中和海上到达河内，先后将携带和暗藏的手枪、子弹、匕首、斧头等武器交给了行动小组。现在万事俱备，只欠行动命令这股东风了。
戴笠
３月１９日，戴笠从重庆发来密电：“即对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陈恭澍复电后即对刺杀任务作出了布置。他宣布要对汪精卫采取“硬性行动”，由他负责这次任务，当其余人员和他失去联系时，由王鲁翘指挥，余鉴声协助。他制定的具体刺杀计划是：由王鲁翘、余鉴声和唐英杰执行刺杀任务；张逢义、陈邦国、陈步云三人，分别担任警戒、掩护，其余人员由王鲁翘指挥。事后自由撤退，仍在原出发地点集合。如果出现意外被当地警察逮捕，不能暴露身份。
３月２０日上午，汪精卫、陈璧君等分乘两辆黑色轿车，前往河内至西贡间的游览胜地三桃山，去解解闷气。陈恭澍得到情报，立即带王鲁翘等人尾随而去，准备执行任务。当他们的车过红河大桥不久，便见前面八九百米处，有两辆黑色轿车。陈恭澍不确定汪精卫是否在车上，便驶车前去看个究竟。但当陈恭澍的车子开过汪的黑色轿车几十米时，汪的车子突然开动，沿着原路疾驰而回。特务们追赶不及，失去一次良机。
下午４时，陈恭澍又接到情报，说汪精卫夫妇正在门外的草坪上谈话，似乎在争论什么。机不可失，陈即带王鲁翘、张逢义奔上汽车，直驶高朗街而去，可一到那儿，门前杳无一人，２７号大门紧闭，同往常一样十分冷清。特务们再次扑了空。
两次扑空，特务们十分恼火，遂决定对汪宅进行一次夜间奇袭。２１日２３时４０分，陈恭澍、王鲁翘、余鉴声、唐英杰、陈邦国、张逢义、陈步云等，乘夜色驶车前往汪宅。车子驶到２７号后门，陈恭澍令张逢义、陈步云留下呼应，其他四人逾墙而过，陈邦国力大身粗、勇猛强悍，由他当开路先锋，唐英杰前引登楼。他们劈开楼下的小门，飞步跃入三楼，冲进预先侦察好的汪精卫房门外，用利斧将木制的房门劈开一个大窟窿，破门而入，房内一片漆黑，房内的人已被惊醒，特务们凭手电光，见床上无人，床下有一男一女，男的趴在床底下，腰背双腿却露在外面，女的缩成一团。特务们认定他们是汪精卫夫妇，立刻开枪射击，将他们击毙，尔后仓皇逃跑。
当地军警闻讯赶到，将余鉴声、张逢义、陈邦国三人捕获。军警一查，见被击毙的男女却是曾仲鸣夫妇。原来，曾妻刚于前天抵达河内，汪精卫即将卧室让与他们，汪氏夫妻住到隔壁房间，因而毫发无损，曾仲鸣却被击中数十枪，其妻亦中三枪。
陈恭澍、王鲁翘、唐英杰等回住所，立即给重庆的戴笠发去电报：“任务执行完毕。”戴笠急忙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听了大喜，深深地松了口气：总算把汪精卫除掉了。
蒋介石只高兴了一天，河内电台即播出新闻：被杀的是曾仲鸣。
曾仲鸣曾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任秘书、副秘书长，国民政府行政院铁道部、交通部次长，是汪精卫最亲近的心腹。他一死，顿时断了汪氏的一只臂膀，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于是，汪精卫亲笔写了曾仲鸣先生行状一文，以此来纪念曾仲鸣，文章颇有“以身代殉”的悲恸之情。曾仲鸣的死，使汪成了惊弓之鸟，为了保住性命，他找来一身越南土布衣服穿上，整日困坐在地下室里，不敢与外人接触。日后，他悲叹道：“在河内之孤独，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同时，曾的死意味着汪、蒋的彻底决裂。
汪精卫不甘心整日待在暗无天日的房子里，于是他下决心对蒋进行反击，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举一个例。在文中，他讲道，蒋介石等国民政府要员从来没有拒绝过日方的“和平条件”，这同他的主张是一致的。他还公布了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６日的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委会的记录，把蒋介石等人的主和细节，全部揭露出来，尤其是蒋介石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谈判的情况，更是披露无遗。汪精卫又笔锋一转，向蒋介石集团提出质问：“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国防最高会议诸人，无论在南京或在武汉，主张均已相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又会主张不同，甚至必将主张不同的人，加以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使之不能为国家效力。”言下之意，就是主和的又不是他一个人，为什么蒋要派人刺杀他？
汪精卫的文章一出笼，犹如一发冷炮，打得蒋介石暴跳如雷。蒋骂道：“余见奸伪之人多矣，但未有如汪之卑劣者。”４月５日，他授意重庆大公报，揭露汪精卫派高宗武赴日谈判的内容以及要求日军进攻西安、重庆等地的卖国罪行。此外，他还加紧了对汪的刺杀，再命戴笠再组织三个暗杀组，日夜兼程，开赴河内。此后，以戴笠为首的军统，又组织了三次暗杀行动，但都没有成功，这使蒋介石颇为失望。
蒋介石的连续追杀，使汪精卫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他只好向日本驻河内领事馆求救，日本领事馆答应马上与日本政府联系，并让汪精卫耐心等待。
４月６日，日本政府派影佐祯昭、犬养健和矢野征记等人，乘“北光丸”货船专程前往越南，他们行色匆匆地来到２７号，同汪精卫密商，研究逃离河内、前往上海的时间、路线和方法。
４月２５日夜晚，汪精卫收拾细软，越南当局出动警察，自汪宅至码头沿途严密保护，汪氏一伙慌慌张张离开了越南。汪精卫同影佐祯昭、犬养健等在“北光丸”轮上进行多次会谈。在会谈中，汪提出由他组府的要求。他认为，与其在西南日军未占领的地区建立一个和平运动基地，促使重庆政府改弦易辙，还不如索性建立一个和平政府，用事实证明抗战已毫无意义，从而促使重庆政府走和平路线。
日本向来都是对中国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因为他们觉得统一的中国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威胁，所以，他们才在华北成立伪临时政府，在华中成立伪维新政府。汪精卫这时提出组建统一政府的要求，无疑使影佐感到为难，但他还是表示待他询问了政府意见后再作回答。汪即表示：“我同意，我同意。”
汪精卫为了讨好日方，表示自己不贪恋权位，他信誓旦旦地表白道：“我从事这个运动的目的，除了导致和平而外，别无其他。只要到达和平，政权归谁掌握，此事不欲过问。我从事和平运动的目的在于重庆政府倾向和平，停止抗战。从而，将来重庆政府和我的运动会合时，运动的目的已经达到，我就断然下野，毫不踌躇。在开展和平运动的过程中，会遭遇到非常的酷评，会当做卖国奴、汉奸来批评。然而我甘心接受，毁誉褒贬置之度外，决心向着我所信的和平，一心一意地迈进。”汪精卫一方面投靠日本反对抗战，另一方面又标榜为爱国者。
５月６日，日轮“北光丸”号进入上海虹江码头。５月８日，今井武夫再次上船邀请汪精卫上岸，汪精卫一伙在日本宪兵的森严保护下，下船住进“重光堂”。
为了防止再次出现“意外”，日本人对“重光堂”及其周围作了周密的安排，在汪的住房里安上防弹窗，楼的四周又布有铁丝网，日本宪兵在楼下日夜轮流“保护”。汪氏集团既害怕蒋帮特务的暗杀，需要日军的“保护”，但他们又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巨大魔影已经笼罩在他们头上，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日本的严密监视。
为了打开寸步难行的僵局，汪精卫一到上海，便迫不及待地要求赴日谈判。他先让周佛海、梅思平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在“重光堂”进行预备性谈判，尔后他同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褚民谊等反复讨论，拟定了以组建政府与还都南京为主要内容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作为向日方提供的谈判条件。
经过多次的争取，日本终于同意汪精卫赴日谈判。５月３１日，上海大场机场附近临时断绝通行，戒备异常森严。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一行１１人，登上飞机，赴日谈判。
虽然，日本对汪精卫的访日没有多大的兴趣与热情，但还是给予汪精卫一行相当高的礼遇。他们召开会议商讨汪精卫的组府办法。６月６日，日本新内阁平沼内阁五相会议通过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决定汪精卫出面组成伪中央政府，必须遵循符合日本政府利益的三项规定：第一，要有汪精卫、吴佩孚、“临时”和“维新”政权、改变主义的重庆政府等共同组成；第二，满足日本政府侵华的各项要求，并签订秘密协议；第三，成立的时间，必须由日本综观战争全局，以自立的观点处置之，“特别需要具备人的因素与基础实力”。
为引诱汪精卫就范，日本政府还指令：在不重要的问题上，要让汪的愿望得到满足，使他觉得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产生日本完全“诚恳”的印象；但在一切重要问题上，绝对不能有所改动，必须迫使汪精卫同意日本政府的既定政策。
汪精卫一行在东京等待了１０天，对于日本政府的决定却蒙在鼓里。６月１０日，他才接到通知去拜访平沼麒一郎，以后又同海相米内，外相有田，藏相石渡，前首相、现任枢密院议长近卫，陆相板垣会谈。日本政府使出娴熟的软硬兼施、恩威并举的伎俩，逼汪驯服。与板垣的会谈是这次谈判的重头戏。在两次会谈中，汪看到了一副威严不容侵犯的面孔，了解到了日方的某些真实意图，使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板垣第一句话就是：“我认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够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
汪精卫觉得这是在奚落他。他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一寸地盘，这些情况日本是知道的，但他还是不愿让自己的主子失望，便迎合说，重庆方面很多军政要员是想要争取“和平”前途的，只是由于蒋介石的控制，他们才暂时附和蒋的抗日政策。怎么争取这些人反蒋呢？汪精卫开出的良方是：“要善于利用军队，就必须给予中国民族生存的机会，保留他们的希望，这是最明智的策略。”
板垣对汪精卫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提出种种指责，他要求“新政府成立后，只废止维新、临时两政府的政府名义，而不是取消其内容及其事实，并且还要把临时、维新两政府与日本之间发生的关系，以某种组织形式保持下来。”
板垣的警告使一心想当儿皇帝的汪精卫颇为失望和沮丧。他顺便道出了自己的组府苦衷：“如果只废除临时、维新政府名称，而照旧保留其实体，则中央政府成为有名无实，并且，中央和地方会经常发生权限的争夺，收拾时局实为困难。”但他又不愿让自己的主子失望，还提出了另一种解决办法：先由他以国民党的名义组建一个地方政权，待将来时机到来，再组织中央政府。
针对汪精卫的“应变方法”，影佐马上反问：“以前协商时你说过，为了收拾时局，必须组织中央政府，而今天又说可以把它延期。用延期组织中央政府，以国民党名义另搞一个地盘进行工作的方法，毕竟不会具有对抗重庆政府的能力。我想问一下，现在提出这样的方案，用意何在？”
汪精卫忙解释说：“所以说组织中央政府并不着急，是由于取消临时、维新政府有困难这番话引起的。因此我想，除延期组织政府而外，别无他法。”
之后，板垣、影佐胁迫汪精卫，逼他同意在华北设置政务委员会机构，让王克敏的“临时”政府有很大的自治权限；为了使汪精卫感到“有希望”，日本对梁鸿志“维新”政府，没有采取类似的办法，而是决定再研究具体方案。板垣又提醒汪精卫：“关于中央政府的机构和成立时间等等，必须和日本密切联系后决定较为适当。”
汪精卫言不由衷地说：“是！当然应该密切联系。”
汪精卫与板垣在“中央政府”与既成“地方政权”的关系问题上的争论，实质上是汪精卫想在新成立的伪政府中多获取一点“权位”。但就是这点要求，也被其主子果断地拒绝。汪精卫不免满心失望。
在会谈中，板垣咄咄逼人，他又提出，伪中央政府的“国旗”上方须附加三角形黄色布片，并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字样，以示与重庆方面的区别。对此，汪精卫一再表示难以接受。他本来妄图成立伪中央政府取代重庆国民政府，鱼目混珠，以假乱真。如果照此，则其真面目一目了然，人民势必群起而攻之。但板垣说：“这是日本政府和军方充分研究的结果，不能改变。”
汪精卫虽然心里不舒服，但只得对主子的意见俯首听命，后来汪精卫在这个问题上与日本方面进行了多次商谈，却毫无结果。
６月１８日，汪精卫带着沉重的心情，黯然回国。
回国后汪精卫即派赵尊岳携其亲笔书信，专程北上见吴佩孚，试图拉拢吴佩孚加入其“曲线救国”的行列。他在信中极力为自己的叛逃辩解，他说，重庆方面不听“和平救国”的呼声，一味抗战，自己异地奔走，与日接洽，挽救国家危亡，实属下策。最后，他信誓旦旦地写道：现在形势危急，“非恢复和平，无以内除共祸，外应世界大势，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定和平。公老成谋国，如有所示，极愿承教。”
赵尊岳到北平后，在什景花园拜访了吴佩孚，两人寒暄之后，赵就把汪精卫的书信交吴。吴向赵说了一通对汪思念仰慕的话，写了一封回信，托赵转交。信中写道，中、日一衣带水，化敌为友，是大势所趋，从目前的战事来看，中日和谈更是必要。接着，吴笔锋一转，他强调，抗战要全面的抗战，和谈也要全面的和谈。但是和战与否，应顺应民意，“应战应和，自不能不以民意向背为准绳也。”汪精卫看过吴佩孚的信，叹息道：“我与吴心事相同，而立场不无稍异。”
眼见笔谈没有效果，汪精卫决定亲自出马。６月２４日，汪精卫一行秘密离开上海，赴北平，与吴佩孚面商一切。日本政府要求汪吴合作，由汪主持政治，由吴主持军事。因此，他们要求汪、吴在华北总司令官住宅会面。
不料，吴佩孚拒绝了日方的安排。他要求在自己的住宅里接见汪，说：“既然大家都是中国人，商量中国的事情，就应该在中国人的家里谈。”他也拒绝作回访。这个北洋军阀的“宿将”以为这样做，吴佩孚就能确立他同汪精卫的正副关系。
汪精卫自视甚高，亦不愿屈居人下，他为了当儿皇帝，不惜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又怎能同意吴佩孚的这种要求呢？他这次同吴佩孚会谈，成了泡影。
但是日本主子的命令，汪精卫也不得不听，后来，他不止一次地拉拢吴佩孚。他派代表陈中孚前往北平，与吴佩孚协商合作事项，但吴不愿和汪一样沦为民族叛逆，于是他提出日本和汪不可能接受的高条件：（１）吴对外交发表政见汪须采纳；（２）汪不得干涉军事；（３）汪不得私与他国签订任何条约；（４）汪执政方针，须得吴同意。１０月１９日，汪又给吴写信，请求他参加“国民政府”。吴见反汪讨逆在全国掀起巨大声浪，不愿与汪同流合污，在汪的来信封面上手批：“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出山入匣，无谋和之价值！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也。”
至此，日寇精心绘制的汪吴合作蓝图，被吴佩孚撕破。日本人又释放钓饵：划湘、鄂、赣、皖、豫、鲁、冀７省归吴佩孚统治。同时逼迫吴的左右分批进言，又策划７省“人民代表”到北平去劝进，但吴佩孚始终未允。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４日，吴佩孚因病死亡。
汪氏卖国集团以特工打天下，他们以７６号为巢穴，从事暴力恐怖活动。他同日本人签订卖国的日汪密约，但高、陶反戈一击，公布“密约”，使汪氏陷于孤立。
汪精卫集团一面拉拢吴佩孚，一面招降纳叛，只要能赞成其卖“和平”主张的人，都被视为“同志”，来者不拒，悉数搜罗。为了更好的组织“和平”力量，汪氏专门在上海设立了各种招兵买马的“驿站”，其中有威海卫路“太阳公寓”的“招贤馆”；亚尔培路２０号的“财政经济研究所”；愚园路的“经济资料室”。先来附汪投敌的有赵尊岳、岑德广、傅式说等人。重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地下组织也是其拉拢对象。他们一面采取“钢弹”攻势，通过汉奸武装特务对他们进行威胁；一面采取“银弹”攻势，通过岑德广、傅式说等人游说，不少人投入了汪精卫集团，成为汪伪国民党的一支新军。
汪精卫集团还把手伸向华中、华北、东北等地，网罗汉奸到上海来参加“和平运动”。被网罗来的有康有为大弟子徐勤的儿子徐良；曾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等职的刘郁芳；曾任北平卫戍司令的鲍文樾；曾任东北军骑兵司令的郑大章；曾任北洋军阀靳云鹏部师长、国民党军师长的刘培绪等人。
汪精卫又命刘培绪去北平，打起“中国在乡军人协会”的旗帜，采取“征求会员”的方式，招募了２０００多名国民党散兵游勇，其中包括中下级军官、军医、军需、伙夫、勤杂人员等，带往上海。汪精卫依靠这些人在江湾镇成立了“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汪自任团长，培养汪伪军骨干力量。
汪氏集团在为世人舍弃的情况下，开始以特工打天下。
汪伪特工组织的始作俑者和主要头目是李士群、丁默邨。李、丁二人都是共｜｜产党的叛徒。李士群曾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在上海从事共｜、产党地下工作。后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他托人走通了青帮“通”字辈大流氓季云卿的门路，投了“门生”帖子，由季将他保释出来，从此李与上海青帮流氓组织搭上了关系。１９３２年，李士群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特务逮捕。他贪生怕死，叛变投敌，被任为“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同叛徒丁默邨等人在公共租界的白克路同春坊书局编辑社会新闻杂志，该杂志是国民党ＣＣ系特务的刊物。
不久李士群、丁默邨在中统特务内斗中，将“调查科”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马绍武打死，李、丁因此同时被捕。丁默邨因有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兼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力保，不久获释。李士群因无靠山被押到南京，饱尝酷刑。李的妻子叶吉卿也是ＣＣ系特务，她用大量珠宝首饰买通了调查科长徐恩曾，李才得获释，留在南京任调查科编译员等职，南京沦陷时，他奉命“潜伏”下来。他有强烈的政治野心，但苦于在特务系统中没有根基，所以，总想改换门庭，后来经过一番周折，他与土肥原特务机关建立了联系，开始了其汉奸生涯。
丁默邨被保释后，一度春风得意，其地位曾一度同戴笠、徐恩曾相差无几。但他在“招待”共｜｜产党叛徒张国焘时，贪污招待费，受到追查，只挂了个军委会少将参议的空名，他于是做起了甩手掌柜，跑到昆明养“病”。当李士群与日本勾结起来后，派人去邀他入伙，并推戴他为首领，他一听，正中下怀，随即启程，来到上海。
丁默邨、李士群合伙后，便开始策划组织一支特工队伍。日本对他们的“工作”施以“援手”，每月贷与３０万日元，借与枪支５００枝、子弹５万发以及炸药５００公斤。他们要求这支特务组织同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合流。
有了足够的“活动经费”以后，丁、李便开始招兵买马，网罗特务。李士群通过季云卿，收买了以吴世宝为首的一批地痞流氓，并将以潘达为首的公共租界华籍特别巡捕“十弟兄”收为部属，成为最早的特务打手。丁默邨又利用过去的老关系，招纳了一批国民党特务、党棍，作为骨干。
汪精卫来上海后，就准备全盘接纳丁、李的特工组织，丁、李答应把自己的特工组织改为特工总部，服从汪精卫的领导，但他们要求在新成立的政府中，担任内政部长、上海市长、江苏省主席等职位。
汪精卫难以答应他们这么高的价码，便说道：上海和江苏是整个和平运动的基础。内政部长的工作范围很广，由特工来兼任是困难的，但警察行政可以由特工兼任，另成立一个警政部，部长、次长由贵方指定。”
丁默邨不满意，仍坚持要上海市市长位置，汪精卫许诺说：“不久即将召开全国国民大会，请你们务必做发起人。”
“杀人魔窟”７６号
这样，双方才算正式合流。丁、李向汪表示：“愿用性命打赌，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
丁默邨、李士群汉奸特务组织便选定沪西极司菲尔路７６号为新的巢穴，这便是后来人们无不谈虎色变的汪伪特务魔窟。
７６号坐落在极司菲尔路中段，原是陈调元私宅。为了适合“工作”，丁、李对７６号的房屋构造做了改进，把洋式二道门改为牌楼式，两侧墙上开了两个洞，安装两挺轻机枪。二道门内东边新盖了２０多间平房，作为“警卫总队”的办公室和审讯室；西边建造了一幢两开间的楼房，作为电讯室。花园里的大花棚，改作看守所，花棚前面，是一幢式样新颖精致的三开间平洋房，由日本宪兵占用。
７６号主要建筑物是正中那座高洋房，楼下是会客室、电话接线室、贮藏室、餐厅、会议室等，楼上是丁默邨、李士群的寝室兼办公室，丁默邨晚上睡在四周装有防弹钢板的浴室内。三楼有两个房间作为“犯人优待室”。高洋房西首，是一幢三开间、两进门的石库门楼房，四周有走马楼，在走马楼中间的天井上搭了一个玻璃棚，把楼下的前后两厢与客堂打通，改作大厅，再搭个讲台，算是大礼堂，后来的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召开。
丁、李令警卫总队长吴世宝在７６号西邻“华村”两头墙沿下，搭建木房，派几个特务开起一家白铁店，又在东首康家桥口乐安坊附近，租了一个店面，开设杂货店，作为固定的外围“望风哨”。从曹家渡新康里至地丰路秋园附近，设有各式各样的零星摊贩，作为外围“岗哨”，与“望风哨”互为联系。７６号门内外，更是层层设岗，戒备更加森严。
７６号开张后，丁、李一伙不仅扑灭抗日宣传，制造“拥汪反共和平”舆论，而且还肆无忌惮地迫害抗日爱国志士，制造一起又一起流血惨案。７６号改造后，始终与血腥、黑暗、毒辣、卑劣相联系。他们以残忍的恐怖手段，使汪的活动充满了血腥味。丁、李一伙还越出政治暗杀的轨道，在上海滩，大干绑票、栽赃陷害以及烟、赌、毒的勾当，把上海搞得乌烟瘴气。
然而，汪精卫就是以这伙残暴的特务作为维持其伪政权的一个重要支柱。
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８日，汪精卫集团在上海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是在极为秘密和紧张的气氛下进行的。汪预计有３００人出席“六大”会议，但总也凑不足这个数字，于是他们便以假货充数，拉拢非国民党员出席会议。有的非国民党员不仅参加了代表大会，还被指定为两个省市的“代表”；甚至有人出席会议后，竟不清楚自己代表哪个省，尽管是随意指派代表，人数仍凑不足，于是便采取威胁甚至绑架手段，将人绑进会场充当代表。就这样，“出席”汪记国民党“六大”的代表，也只有２４０人。
汪记国民党“六大”在７６号开锣，汪自任会议主席团主席并致开幕词。大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修订中国国民党政纲案、决定以反共为基本国策案和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速恢复邦交案等，为汪氏集团卖国的行径，贴上一张张“合法”标签，而汪精卫也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国民党中央主席”之位。此次会议虽然没有一个日本人参加，但实际上所有提案及决议都由“梅机关”严格审查。
１９３９年，汪精卫在南京发表组建伪政权的言论
会议在通过汪精卫提名的“六大”中央委员名单后，匆匆收场。
汪记“六大”草草结束后，于９月５日召开了六届一中全会，推选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陶希圣、高宗武、焦莹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陈璧君、顾忠琛、褚民谊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褚民谊为中央党部秘书长，陈春圃、罗君强副之；梅思平为组织部长，戴英夫、周化人副之；陶希圣为宣传部长，林柏生、朱朴副之；丁默邨为社会部长，汪曼云、顾继武副之。汪精卫投敌集团在乌烟瘴气中敲完了登台的第一场锣鼓。
协调处理与北平伪临时政府、南京伪维新政府之间的关系，实现汪与王、梁的合作，既是日本方面的要求，也是汪精卫成立伪中央政府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汪精卫急于取得“正统”地位，因此，当他到达北京和上海时，就迫不及待的同“临时”、“维新”伪政府头目谈判，他于９月１８日偕周佛海等人去南京，同王克敏、梁鸿志会谈。汪开门见山地要求王、梁等人参加“中央政治会议”，并告诉他们计划于１０月９日在南京成立新的中央政府，到时希望能取消“临时”、“维新”两政府。汪精卫拿出中央政治会议组织条例草案和华北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令大纲两个文件来，要“临时”、“维新”政府谅解。
王克敏、梁鸿志看后很不高兴，王克敏表示不愿参加中央政治会议。
９月２０日，影佐等人参加了汪与王、梁的会谈，影佐当众宣布日本内阁支持汪精卫建立中央政府，汪听了满心喜欢。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在影佐等人的直接参与下，汪精卫集团同王克敏、梁鸿志勉强达成了一纸决定事项。次日，汪精卫发表声明，宣称他承“六大”授予的权力，与王克敏、梁鸿志等人相会于南京，披沥诚意，对于收拾时局具体办法，已得切实了解与热烈之赞同。汪精卫在出逃前曾经口沫四溅地大骂王、梁是汉奸卖国贼，可现在，他却称赞王、梁，说他们“挺身乱离之余，得所喘息，苦心孤诣，世所共见”，表示和他们“消除成见，更谋群策群力，共济艰难，实为理所当然”。
王克敏、梁鸿志也“回敬”汪精卫，说他“挺身任之，收拾时局，同人等本救国之初衷，声应气求，未敢稍后，愿以全力协助汪精卫先生成立中央政府”。
汪精卫为了使日本尽快地兑现成立汪记伪中央政权的许诺，便加紧同日寇进行缔结密约的谈判，但日本政府一直延宕密约的签字日期。直到１２月３０日，日本政府才通知“梅机关”头目影佐，同汪精卫签订日汪密约、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关于收拾时局之具体办法。其中规定：
（１）承认“满洲帝国”。华北、蒙疆为日华间紧密的合作地带，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并在财政、经济、人事权，与日满间的交涉方面，均有自主权。蒙疆在防共军事上及政治上，有其特殊地位，有广泛的自治权，作为高度的防共自治区域。长江下游地域，为经济上实现日华间的紧密合作的地带，在华南沿岸特定岛屿须实现军事上的紧密合作。这实际上是要汪划分内蒙、华北、华中、华南四个地带，规定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特殊地位”，实施所谓的“高度结合”。
（２）日本须把必要的军队驻扎于蒙疆的华北一定地域，以便日华合作实行防共。中国对于日军驻扎地域和与此有关地域的铁路、航空、通讯，主要港口和水路，须适应日本军事上必要事项的要求。在治安确立两年内，撤完约定地域以外的日本军队。
（３）华北和蒙疆的特定资源及其他地域内的有关国防的特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要对日本提供“特别的、必要的便利”。对中国的财政、金融、交通、通讯等项，日方将作必要的援助。
（４）日华合作事项，须聘请日本顾问和职员，中国中央政府和最高军事机关，可以聘请日本顾问。但第三国的军事顾问不得参与日华军事合作事项。
由上观之，日汪密约的内容之广泛，条件之苛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比之二十一条凶恶１０倍，比灭亡朝鲜的手段，更加毒辣，淋漓尽致地显露了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活现出汪精卫那种急于登台，甘当儿皇帝的猴急相。
双方规定：这一密约“永不公布”。但不到一个月，随着高宗武、陶希圣叛汪而去，这一见不得人的密约，就被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汪精卫集团麇集的是一批唯利是图、权迷心窍之徒，他们无时不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一有利害冲突，就非闹翻不可。高宗武自恃有“开国”之殊勋，一定能平地飞升，可他却被汪内定为外交部次长，内心极为不满。陶希圣原想当实业部长，但这一肥缺汪精卫先已许给梅思平。陶又与周佛海、梅思平等ＣＣ派有矛盾，他们互相攻讦，甚至当面开仗。ＣＣ派人多势众，陶一时只好忍气吞声。尤其是当汪签订日汪密约时，高、陶觉得对日让步太多，离他们开展“和平运动”的设想相差太远，于是借口生病，拒绝参加签字仪式。当时，高宗武就给自己想好了退路：他等密约签订后，将原件盗出，加以摘录或摄影，作为日后向蒋介石“反正”的见面礼。
正当高、陶愤愤之际，蒋介石集团乘机而入。蒋对高两面开刀，一面写信称高为“浙中健者”，一面展开“夫人外交”，派宋美龄规劝高宗武的妻子，高宗武即准备拆伙而去。
１９４０年１月４日，高宗武、陶希圣再次“叛逃”。他们在杜月笙的帮助下，秘密地乘美国轮船由上海抵达香港，由高宗武妻子秘密收藏的日汪密约胶卷底片，也携带到港。１月２１日香港大公报在汪的卖国密约标题下，公开披露了日汪密约，同时发表了高、陶致大公报的信及致汪精卫等人的电报。
高、陶的出色“演出”，使蒋介石颇为满意。陶希圣回到重庆经陈布雷推荐，一变而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幕僚，日后成为蒋介石的捉刀人之一，蒋介石反共的中国之命运就出自陶希圣之手。高宗武则拿了重庆国民政府的官员护照和一大笔美金，在驻美大使胡适的精心安排下，改名“其昌”，横渡太平洋，跑到美国定居。
日汪密约被揭露后，汪精卫召集汉奸骨干，讨论“善后办法”，为了应付舆论，他们一边发表谈话，一边为自己的卖国行径寻找冠冕的理由，但这都没有挽救汪在政治上的孤立处境。
汪精卫为尽速组织中央政治会议，令周佛海等人邀请“各合法政党领袖和社会上负重望之人”，举行上海会议，被邀请的人有中国社会党创建人江亢虎。是时，江亢虎身无长物，住在“落上落下”的阁楼上，天天靠借钱度日。他以社会党党魁的身份向汪精卫靠拢，但他连一个党员也没有，只好以一个光棍党的“领袖”加入汪的“和平运动”。另一个是国家社会党政治委员诸青来。再一个是中国青年党第二流角色的赵毓松。汪精卫（中）、王克敏（左）、梁鸿志（右）汪精卫每月拨给他们二三万元“活动费”。要他们为其吹喇叭，抬轿子，为伪中央政治会议“多党政治”装饰门面。“无党无派”人士有袁世凯的女婿杨毓珣，另一个是曾为孙传芳办过教育的赵正平。
汪精卫集团网罗的就是这批封建余孽、无行文人、洋场恶少、党棍政客，来拼凑他们的中央政治会议的班底。
汪伪群奸粉墨登场，汪伪政权终于正式建立。他们全面配合日军侵略中国，实行一整套卖国政策，甘当日寇鹰犬，鱼肉人民，其罪行真可谓罄竹难书。
正当汪记政权紧锣密鼓筹备登台之时，出现了一幕所谓日、蒋、汪合流的闹剧。日方通知汪精卫：“日方与渝方接洽，所谈条件已有头绪，因此，日方主张汪先生组府日期延迟。”
日本的通知犹如当头一棒，使汪精卫一下跌入谷底。他认为，如果日方与蒋介石谈判成功，势必让他与蒋介石共同组府，这样，不就是日本人又把他汪精卫送到蒋介石手里吗？自己这一段时间的“努力”不就又白费了吗？他悲哀地想，日本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只不过把他当作一个傀儡使用罢了。
在汪精卫集团内部，周佛海是个朝三暮四的人，他逃离到香港后，曾与戴笠、杜月笙联系。周对戴说：“此次离职欲劝汪勿趋极端，并无其他。”周到上海后，通过杜月笙、陈果夫等各种渠道，向蒋介石通话，他还委派段祺瑞之侄段运凯等人去重庆，疏通“关系”，希望能与重庆合作，实行与日本的“全面和平”。
周佛海的一番“努力”没有付诸东流，蒋介石释放了“和谈”的信号。北平燕京大学校长、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司徒雷登受命同周佛海、陈公博进行了会谈。
司徒雷登说：“中国军事的力量薄弱，不足与日本相敌，如果能在这时求得合理的‘和平’，就是中国之福。你们现在不宜组织政府，以免公开暴露内部分裂。”
陈公博、周佛海表示赞同。双方详细讨论了“全国和平”有关事项，但司徒雷登走后，杳无音讯。
由于对华作战损失太大，日本国内要求和谈的呼声日益高涨。他们背着汪精卫从１９４０年３月初开始，加紧了跟重庆直接谈判与接触。他们甚至把这项工作命名为“桐工作”。日本兴亚院政务部长铃木卓尔奉命赴香港任机关长，与重庆方面的一名自称宋子文弟弟、名叫宋子良的人开始接触。双方在香港举行圆桌预备会议，讨论和平条件。
日方对与重庆方面的接触十分重视，要求继续举行高级别的谈判。１９４０年３月，双方在香港举行了高级别的秘密会谈。中方代表除了宋子良外，还有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副侍从长陆军少将张汉年。后来由于重庆方面在承认伪“满洲国”问题上内部意见对立，要求会谈延期。
日方认为“桐工作”计划已有头绪。但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全国爱国志士有针对性地掀起反对投降的高潮，迫使蒋介石不敢公开投降。那个自称宋子良的人，实际上是由军统特务曾广冒名顶替。日本人由于与蒋介石的谈判没有进展，不得不把“和平运动”的重心转移到汪精卫身上，于是，日本人通知汪精卫，组府的时间定在４月１日。
汪精卫宣誓就任伪政权的“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长”
汪精卫大喜，找来周佛海，要他即作准备。周佛海听了，思忖一下，道：“４月１日，这日子不好，不吉利！”
汪精卫吃了一惊：“怎么不吉利？”
周佛海慢悠悠地道：“４月１日是外国人的‘愚人节’，选择这样的一个日子组府，显然有嘲弄的意味！”
汪精卫顿时脸面通红，但敢怒不敢言。他通过日本派遣军司令西尾寿造一再交涉，才把组府的日期改为３月３０日。总算争取到一点颜面。
３月１２日，汪精卫发表和平宣言，宣告即将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成立“中央政府”。
３月２０日，汪精卫在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员１１人，“临时”、“维新”政府各５人，所谓的“合法”政党领袖及社会贤达８人。会议通过了全部预定议案。伪政府名称仍为“国民政府”，仍以南京为“首都”，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但按照日本的意见，必须得另附写有“和平反共建国”六大字的三角形黄色布片。会议通过了“中央政府”的机构和各部人选，决定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作为“全国最高之指导机关”，该会设有６名当然委员，４名列席委员，１９名指定委员，１１名招聘委员。
３月３０日，汪氏政权以“国民政府还都”的名义，在南京粉墨登场。汪精卫率领各院部及各委员会在宁远楼举行“就职典礼”。汪伪政权正式组成，一场闹剧由此开场。卧于大江之畔、钟山脚下的南京城，原是虎踞龙盘、气势雄伟，但沦陷以后，已是满目疮痍，汪伪国民政府设在战前考试院的旧址。
这天清晨，在汪伪武装警察的威迫下，南京市大街小巷挂起了由日本人设计的所谓“国旗”。这个旗子成了当天最热闹的一件事。“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汪精卫在这个问题上屈从日本的意见，在“青天白日旗”上，再附有一块不伦不类的三角形布片。其媚日、恐日丑态跃然旗上。
在鼓楼与新街口闹市区一大批荷枪实弹的日本军人，更给这个城市增添了恐怖的气氛。国府大礼堂内，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一班人马，在恭恭敬敬地等待日本主子的到来。西尾寿造、板垣带领着一大群随从姗姗而来。于是，“国民政府还都典礼”正式开始。汪精卫宣布蒋介石的重庆政府为“非法”政权。
按照伪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各项人选提案，汪精卫以下汉奸文武官员衣冠趋跄，宣誓就职。他们是：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行政院长兼海军部长汪精卫，立法院长兼政训部长陈公博，司法院长温宗尧，监察院长梁鸿志，考试院长王揖唐，内政部长陈群，外交部长褚民谊，财政部长兼警政部长周佛海，军政部代部长鲍文樾，司法行政部长李圣五，教育部长赵正平，工商部长梅思平，铁道部长傅式说，宣传部长林柏生，农矿部长赵毓松，社会部长丁默邨，交通部长诸青来，赈务委员长岑德广，边疆委员长罗君强，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铨叙部长江亢虎，参谋本部代部长杨揆一，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兼军事参议院长任援道，开封绥靖主任刘郁芬，武汉绥靖主任叶逢，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等等。
汪精卫把伪国民政府主席一职让给远在重庆的林森，自己任代理主席，他的目的是要重庆国民党也实行“和平”，宁渝合流，可谓煞费苦心。
伪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汪精卫身兼伪府的代理主席、行政院长、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海军部长。
当天晚上，汪精卫发表对日广播讲话，他十分感谢日本主子的“帮助”，信誓旦旦地说，他以后将会彻底放弃容共抗日的政策，以“反共和平建国”为新政府的根本方针，同时，他还不忘向主子表忠心，说自己要以“满腔诚意”，“使和平反共建国之运动更普遍于全国”。
不料，在汪精卫等宣誓就职时，日本政府并不打算立即承认。汪、陈、周等通过各种渠道向日方提出，日本方面必须派出常驻大使，日方仍未理睬。原来日本参谋本部的代表此时还与重庆政府代表之间进行“和平谈判”。铃木很坦率地对一个美国记者说：“蒋介石是中国唯一最杰出的人物，我们必须通过他去做工作。”
还没有取得自己主子的认可，汪精卫十分着急，恰逢其时，南京城里又发生日本兵殴打市民的事情。原来，汪精卫集团在“中央党部”屋顶悬挂国旗时，为了表示自己的“正统”地位，没有在青天白日的“党旗”上方另附标记。在市内的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这下激怒了日本侵略军。日士兵以此为攻击目标，殴打悬旗住户，还派人向汪精卫提出抗议。汪急忙派梅思平到日军司令部低声下气地道歉，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日本给汪精卫脖子上套的绳索越勒越紧。根据日汪密约，日本在汪伪国民政府内设有“最高军事顾问部”和“最高经济顾问部”，他们负有“监督”汪伪政府政策的权力，是伪政府的“太上皇”。而伪政府各部也都分别由专门负责的顾问对口“管理”，他们的权力都比同级官吏大得多。汪伪政府中大小官员都唯日本顾问马首是瞻，一举一动都得看他们的眼色行事，汪精卫一伙成了任人摆布的傀儡。
汪精卫沦为民族叛逆，对于新成立的伪国民政府，他不仅希望日本及其盟国尽快承认，而且也希望英、美等国予以支持和声援。但不幸的是，不仅英美等国不承认，甚至日本主子也不急于承认。这使汪精卫等人极为失望。直到１１月中旬，日本政府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公开承认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但日本仍然没有放弃与重庆蒋介石的谈判。后来，由于与蒋介石的谈判失败，日本才把注意力再次转移到汪精卫方面。
１１月３０日，阿部信行才同汪精卫正式签订了日本与中华民国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及附属秘密协约；汪精卫又同阿部信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代表臧式毅签订了中日满共同宣言，公开承认伪满洲国，汪精卫与溥仪这两个昔日的宿敌终于在主子的“安排”下走到了一起。
日本方面希望汪精卫在“签订条约前就任国府主席”，于是汪伪召开中央政治委员会第２８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条约，推举汪精卫为伪国民政府主席，去掉了“代理”两字。汪精卫也急忙发表通电，迫不及待地就任伪府主席。
汪精卫与日本陆军大将阿部信行
既然成了“国家元首”，对“友好国家”进行国事访问就是必须的了。１９４１年６月１４日，汪精卫以伪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乘日本轮船前往日本，进行汪伪政权成立以后的第一次访日。在访日期间，汪精卫一再“感谢”主子的“帮助”，媚态百出。日本主子为了奖励汪精卫，特意赠送一架海军运输机给他，改作汪的专机，命名为“海鹣”，而且配置了全部机组人员。自此之后，汪的一切活动都在日本的监视之下。
汪伪政权成立后，着手进行的第一大任务就是诱降重庆方面的军政要员加入组织“和平运动”阵营。这个诱招计划，虽然不能说是“成效显著”，但也并非“一事无成”。据统计，到１９４３年８月，投奔汪氏的重庆方面的官员有国民党中央委员２０余人，高级将领５８人，军队５０多万。当日本在战场上败迹越来越明显时，加入的人就越来越少。
汪伪政权的第二大任务就是建立军队。多年的政治斗争，使汪精卫深感没有一直忠于自己部队的难处。他于是仿效孙中山，筹办“中央军政干部训练团”，他自兼团长，周佛海兼教务长。训练的对象就是投奔他们的地方杂牌军。但是，日本对汪精卫的建军十分警惕，所以，建军成效也不理想。
汪伪政权建立后的最重大的任务就是配合日本侵略者“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政策，实行“清乡”运动，这也是“最成功的一件事”。他们通过在政治、经济、思想、军事上推行一系列反动政策，建立起了汪伪政权的末端机构。
“清乡”对日本来说非常重要。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在１９４１年１月中旬制定了昭和十六年以后现地长期战政略指导，并于２月１７日通告侵华日军各部队。这个规定要求，日军应加强对占领区的封锁与控制，以提供对华作战的国防资源，同时要设法“安定民心”，扶持汪伪政府，使其配合日军的正面进攻。这个文件虽然没有使用“清乡”一词，但是“清乡”的目的、手段、步骤都已大体具备。
与此同时，侵华日军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与日军驻伪军事委员会顾问晴气庆胤作了一番策划，由晴气庆胤与伪警政部部长李士群共同提出了在占领区实施“清乡”的建议。汪精卫立即同意这一建议。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表示“全面支持”。
在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后，３月１３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组织清乡委员会。这个主持“清乡”的机构，与伪行政院、伪军事委员会并列，由汪精卫兼任委员长，伪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和伪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兼任副委员长，李士群为秘书长。几乎所有部长、院长之类，都被列为委员，可堪称一个庞大的机构。４月１４日至５月１５日，伪清乡委员会连续开了七次筹备谈话会，具体研究“清乡”的目标、方法和步骤。
鉴于以往单纯依靠军事“讨伐”迭遭失败的教训，会议提出了“军政并进”的方针。晴气庆胤在会上强调：“今后‘清乡’工作军政相辅而行，可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政治为中心，而以军事推动之，且特工又从旁协助。”他们把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和中国台湾、东北实行过的各种殖民统治办法，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的反革命手段，例如反复“清剿”、封锁交通、编组保甲、组训民团、统制物资等等，统统当作法宝搬了出来。
根据“清乡”的目标和方针，会议还谋划了“清乡”的步骤：第一步是“军事清乡”，李士群（立者）向汪精卫和日本人汇报“清乡”情况即对新四军和抗日群众进行血腥的“讨伐”、“搜剿”；第二步是“政治清乡”，即通过编组保甲等手段强化治安；然后是“经济清乡”和“思想清乡”。企图通过军事清剿、政治欺骗、经济掠夺、思想奴化等所谓“综合战力”，从军事上、政治上“彻底改变占领区的治安状况”，“肃清”抗日力量，强化汪伪政权，由点线的占领扩展为面的占领；经济上“彻底开发并获取国防资源”。
为了实施这套十分毒辣的办法，伪清乡委员会设立了民众训练、特种教育、经济设计、招抚整编等各种专门委员会，成立了专门从事欺骗宣传的“清乡政治工作团”，制订了大批“清乡法规”。为拼凑“清乡”队伍，特地从各地各部门抽调人员，按照行政、警察、封锁、情报、保甲、宣传、税收等分类进行了训练。使日伪最为头痛的是兵力不足，因而被迫决定，“清乡”采取分期分区进行，“一区肃清后，将军队向第二区线内移动，第一区线内改调保安警察接防”。
日伪的“清乡”运动，着重在华中地区进行。这首先是因为华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华中连结华北、华南，而且拥有上海、南京、杭州、徐州、武汉等重要城市和战略要点。侵华日军的指挥机关和汪伪政权的首脑机关都在南京。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到处建立根据地，对日伪形成了直接威胁。日军急需通过“清乡”，将华中变成它继续进行侵华战争的稳固后方基地，变成它实施南进计划进行太平洋战争的重要后方基地。其次，日军推行“清乡”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强化汪伪政权，实行“以华制华”，而华中正是汪伪政权统治权力有可能达到的地区。第三，日军推行“清乡”的又一个目的是掠夺战略物资和人力资源，实行“以战养战”，而华中正是中国人口密集、物产富庶的地区，当时粮、棉、盐的产量都冠于全国。
汪精卫对清乡运动抱有极大的期望，因而他对“清乡”运动也就极为卖力。在“清乡”伊始，汪精卫就开始一边“视察”清乡，一边继续兜售卖国理论。他振振有词地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关系到“东亚安危”，“中国存亡”，因此，我们要“大力协助”，怎么“协助”呢？汪精卫开出的良方就是，要民众积极支持和配合清乡，要以“全国力量……和日本协力，安定大东亚战争的后方，以人力物力源源加入，促成大东亚战争之目的之早日完遂”。他强调进行清乡，是个巨大的“工程”，不仅广大沦陷区的民众要给予配合，各地的“政府官员”也要承担起“后方责任”：“一在确立治安，保持地方秩序之安全；二在加强军力，勤求精神物质之并进；三在裕源节流，尽力于物资之增益。
汪精卫坐轿子视察“清乡”
为配合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需要，汪精卫在沦陷区竭力推行奴化统治与宣传，以达到与主人“同生共死”之目的。他声称“清乡要清心”，就是通过对沦陷区民众灌输其卖国主义的思想，以消除人们的抗日意识和在心理上对傀儡政权的抵触。在具体推行过程中，汪精卫等人主要采取了具体的措施有：制定出一整套的奴化宣传纲要，用以推行卖国主义政策。汪伪宣传部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宣传要点、纲要，抛出了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等文件。
在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中，汪精卫集团提出了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七项任务：一，“发扬东亚文化，巩固东亚轴心，完成战争之使命”；二，“清除英美侵略主义的罪恶，扫除英美个人自由主义之毒素，消灭依赖英美之卑劣心理，提高国民打倒英美侵略主义之敌忾情绪”；三，“防止国际共产主义之扰乱，扫除阶级斗争之毒素思想，发扬中国固有之民族伦理观念”；四，“养成勤劳的积极的向上的严肃的人生观，革除享乐的颓废的虚无的放任的末流习气；五，“综合国家民族共同意志，发挥全体之创造能力”，“建立全体主义文化”，六，“普及科学教育，掖助科学研究，改进科学技术，奖励科学教育”，“协力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之成功”；七，“集中文化人才，团结文化力量，调整文化事业，确立文化宣传总力体制”。
奴化宣传和统治的重点是青少年。为了加强对沦陷区青少年的“训练”和“培养”，汪伪一伙不仅在南京举办了“青少年团训练班”，而且决定在所有沦陷区普遍设立青年团与童子军，竭力向他们灌输“东亚联盟”等亲日卖国的思想，以此作为其推行新国民运动的重点。为了使“训导”更有效，汪伪一伙，不仅颁布了专门指导“教育”的文件，比如新国民运动青年训练纲要、中国青年模范团组织原则、中国童子军组织原则等，而且还专门附设了一个青年干部学校，培训从事卖国主义奴化教育与统治的人员。
汪伪一伙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四处兜售其卖国主义理论，他们不仅利用报刊、广播、电影、巡回展览以及各种纪念活动，大肆鼓吹和宣传东亚联盟等卖国主义的理论，而且还以举办“和平建国文献展览”、“和平建国摄影展览会”等展览的形式，进行奴化教育宣传。
汪精卫还配合日本人掀起了颇具规模的“东亚联盟运动”。１９４２年２月，汪精卫在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等人的推动下，将北平、汉口、广州、南京等地成立的东亚联盟协会统一起来，成立了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汪精卫任会长。汪精卫诡称，筹组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就是要实现孙中山曾经设想的“大亚洲主义”，就是为了“建设以道义为基础之新秩序，互相尊重其主权及领土，并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请求互相敦睦之手段，以达到共存并荣复兴东亚之共同目的。”
汪精卫以东亚联盟论曲解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将其作为伪国民政府建立的理论依据，以掩饰其傀儡政权的性质。他将他的“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发起“东亚联盟”运动直接联系起来，供认不讳地承认“大亚洲主义为东亚联盟之根本原理，东亚联盟为大亚洲主义的具体体现”。汪精卫仰日本帝国主义的鼻息，大力在中国兜售“东亚联盟”论。
汪精卫在中国发起的东亚联盟运动直接配合了日本政府的侵略政策，适应了汪精卫伪政权在思想上控制沦陷区人民、破坏中国抗战的需要。日伪的东亚联盟运动，在日本和中国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东亚联盟论也是日本近代以来的各种亚洲观中，惟一直接将侵略理论化作国民运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