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骂父亲胡子根儿，是有缘由的。
大清末年，资源丰富的满洲（东北）成了列强眼中的肥肉，为了争夺满洲，列强之间也在狗咬狗。日本多年来处心积虑要将满洲、高丽、蒙古变成日本的远东大陆，哪料俄罗斯捷足先登，一条中东铁路成为插入满洲心脏的一柄宝剑，他要将满洲变成他的黄俄罗斯。1904年，大清划出大辽河以东，让俄罗斯、日本在此交战，大清保持中立……大清如此，心下里不过是希望让战争消耗双方实力，以此拖延交出这块祖宗宝地。
一场日俄战争，也让多年来浸淫在皇威中的满洲百姓睁开了眼睛，他们见皇帝不管他们了，一个个拿起武器，以求自保。
住在辽阳城的我爷爷张廷祥，也趟了这淌浑水儿。
辽阳城，是日俄战争中的重要争夺目标。日本和俄罗斯，为了打赢这场战争，都派出大批间谍，拉拢大清百姓帮他们打仗。中国人实惠，谁给钱就说帮谁，拿了钱一转身儿，人没了。我爷爷也是如此，他刚从日本人那里收了钱，又去给老毛子（俄罗斯人）赶马车，帮着运送枪支、弹药，看到老毛子出现败像，他大鞭杆儿一挥，喊了几声“喔——”，大车一转弯儿拉着枪支、弹药溜家去了。战后，东北胡子（土匪）起来了，我爷爷在家中是老大，他下面还有五个弟弟，正好够一伙绺子（胡子帮儿）。我爷爷六兄弟，忙时种地，闲时抢劫。后来，东北大大小小的绺子都被张作霖收编了。我爷爷带着他的几个弟弟也入了行伍。我爷爷在奉军中干了一段时间，娶了他连长的妹妹，退出行伍回家过日子去了。我爷爷靠着大舅子的关系，在辽阳城开了一家烟馆，又在乡下买了几十亩田地，小日子过得很是滋润儿。
我奶奶姓关，满族人，和我爷爷结婚后，为我爷爷生了三个儿子。我爷爷给他三个儿子，依次起名叫万田、万林、万山，从这些名字看，多少都带有一些江湖的霸气。
我爷爷过了十几年太平日子，一年秋天，他背着钱搭子去乡下高丽冲收租，晚上喝完酒回来，半路上被人背了死狗。
“背死狗”是一种抢劫方式。
强盗趴在暗处，见有单个行人，凑上前将个绳套往人脖子上一套，背起就走，将人勒死后撂地劫财。
爷爷死后，老大张万田老二张万林，天天腰里掖着枪，说要寻找仇家，仇家没找到，自己却干起了仇家的够当——当起了胡子。一次抢劫犯案，被官府缉拿，张万田和张万林，带上他们10岁的弟弟张万山，也就是我的父亲，从辽阳一路逃到了吉林。
多年前，他们三兄弟的二姨，嫁到了吉林隆安（农安）的四平街，他们便是来投奔这个二姨的。哥仨儿来到四平街，看他们二姨家的日子过得一般，而我父亲年岁又小，大哥俩一商量，将我父亲扔给二姨，两人说出去找活儿，一杆子蹿没影了。
穷人家哪有养闲人的。父亲的二姨看他也能干活了，便去地主家揽下一群猪，让他放牧。东北养猪古有传统，满人先祖通古斯便是牧猪人的意思。父亲给地主放了一年猪，第二年，两个哥哥捎来一包钱，还捎来话，让我父亲上学。如此，父亲读了三年半私塾，后来，两个哥哥再没捎钱来，他不得不终止了学业。
父亲不甘心就此退学，追问他二姨，才知道，他两个哥哥离开他后便当了胡子，两人还拉起很大一伙绺子，在北满（黑龙江）一带活动。父亲离家出走，到北满找了半年多，打听到两个哥哥那伙绺子被官兵打散了，这才无奈地回到四平街。
父亲回到四平街，给地主当了长工。
父亲很能干，头一年还是半位子（和大人一样干活，只给一半工钱），第二年就成了打头的（带工组长）。父亲给地主家扛了几年活，攒下些钱，自己拴了一辆马车，做起了小买卖。当时东北农村，家家户户使用的器皿，都是黑泥烧的黑陶，这些东西既笨重又易碎，常常需要更新。我父亲看是个来钱道儿，开始走乡串户贩卖泥瓦盆，同时，还去河边上些小鱼，也顺便卖了。
父亲精于算计，从不乱花钱，把挣的每一分钱，全买了田地。
父亲到了二十五岁头上，在四平街已有了四十多亩地，农忙时，还要雇几个伙计。那时农民爱置地，除了地是根本能让人吃饱饭，再一个那时东北遍地胡子，见啥抢啥，田地却抢不走。父亲“张海怪”的绰号，就是这时被人传开的。
父亲二十五岁这一年，结婚了。
父亲娶的是牛家坨子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
说外公家是大户人家，并非他家多有钱，主要是人口多。打我记事起，牛家坨子半屯子人，都是外公家族的。外公家是满族，姓佟，属正黄旗，但满族那些血性，传到外公这一辈上，早就传没了，因此只能当个租地户。租地户，就是租下地主家的田地，全家人干也请长工干，就像现在的大包公头儿。外公一家人缺少血性，外婆却是例外。外婆是汉人，能说会道，是屯里的场面人儿。一次，外婆去靠屯街赶集，遇上父亲赶着马车经过，外婆求父亲捎她一程。外婆坐到车上，和父亲天南地北一唠，父亲啥底细都被她摸去了。第二天，外婆打发媒人登门，订下了母亲和父亲的婚事儿。
外婆生有四个儿子三个姑娘，母亲在姑娘里排行老二，屯里晚辈称呼母亲，都习惯叫二姑或二姨。母亲更多地继承了她父亲的性格，老实、善良，又特别勤劳。父亲能娶得母亲，不但娶回一个年轻（母亲比父亲小八岁）漂亮的妻子，也娶回一个好劳动力。
母亲一生中，生有五男四女九个孩子，要将这九个孩子养活养大，母亲这一生的操劳可想而知。
父亲结婚后，在母亲扶持下，家业更加辉煌，但是，到了1946年，他突然张罗着卖房子卖地，要回辽阳老家。
父亲的决定，让人目瞪口呆，其中缘由，只有母亲知道。
原来，父亲在四平街得罪了人。
父亲家大业大，除了遭到同村人的觊觎，也是小偷小摸惦记的对像。
一天半夜，传来鸡叫声，来贼了。
父亲拎起一把打草的大钐刀就去抓贼。贼抓了一口袋小鸡，逃进了青纱帐。父亲提着大钐刀追进青纱帐。父亲用钐刀将贼打得遍体鳞伤，贼这才扔下鸡，趔趔趄趄地逃了。
第二天，屯里传来冯老疙瘩得暴病的消息，说是传染病，不让人看，不到三天就死了。自此，冯氏家族的人遇到我父亲，眼神冷冷的。父亲不糊涂，知道他打的贼是谁。
当时，伪满洲国刚刚倒台，东北成了乱把地儿。冯氏家族在四平街是个大家族，父亲担心冯氏家族报复，这才草草地卖了房子和地，将三套马车换成三套骡子车，在骡子脖子上系上红绸子，拴上串铃，带着不无显摆的心情，拉上老婆孩子回辽阳老家光宗耀祖去了。
我父亲张万山，能算计来骡马田地，却算计不了时势。1946年，正是东北打成一锅粥的时候，共产党，国民党，苏联红军，日本残兵，二鬼子（朝鲜流民）、白匪（白俄）、胡子……每一天，都在这片土地上撕杀着。父亲带着全家，赶着他的大骡子车，刚到公主岭，就遇到了一伙穿着灰衣服的八路军，将他三匹骡子征用了。一位老兵看到这一家人可怜，费尽心机给找来一头老牛。父亲将老牛套上车，又带着家人上路了。
父亲赶着牛车一路摇晃，到了郭家店时，遇到了穿着破衣烂衫的胡子。和胡子从来没有道理可讲。胡子不但将牛卸下杀肉吃了，还将他们带的大包小裹，全都抢走了，而且，对每个人强行搜身，除了大姐又哭又闹，母亲临行前缝在她肚兜里的钱没被搜走，父亲所有的家业，被抢个净光儿。
一家人，靠着大姐肚兜里那点钱，费尽周折，挪到了辽阳城。
辽阳城已经没有父亲的家了，他们哥几个逃跑后，烟馆被没收，奶奶嫁了人，和她的后老伴儿，搬到了乡下高丽冲去住了。
父亲带着全家找到高丽冲，和他继父理顺了父子关系，在高丽冲落下脚来。
父亲带着一大家子，在高丽冲靠采山度日。
一家人在高丽冲紧衣缩食生活了一年多，父亲感到狭小的高丽冲，远不如吉林生活好过，又带着全家返回到了吉林。
父亲带着全家回到吉林时，四平街已无处落脚，父亲只好投奔到牛家坨子的外婆家。
看到走时那么风光的一家人，一年多回来，落得和逃荒的差不了多少，外婆的家人，没有不吃惊的。
母亲讲了这一年多的遭遇，亲属们听后叹息连连，抹着同情的眼泪……同情归同情，眼泪归眼泪，谁愿意接待一无所有的一大家子呢？先是大舅妈二舅妈吵个不休，继而三舅妈四舅妈大打出手，接踵而至的，是四个舅舅对父亲母亲一通埋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愿意接纳这已沦为乞丐的一家子。
外婆家四个结婚的儿子都在一起过，如此一个大家庭，没有一个实力派掌权人，是很难将一家人拢到一起的。这个实力派掌门人就是外婆。外婆拿着大烟袋，站在当院，指桑骂槐一通骂，无论是四个舅舅还是四个舅妈，全都碾子砸到磨盘上——牢实（老实）了。
外婆让人将家中装杂物的偏厦子打扫出来，这便成了我们落户牛家坨子的第一个家。
父亲带着全家回到牛家坨子三个月后，土改的风暴吹到了牛家坨子。
牛家坨子虽然是一个屯子，但屯中的田地，大部分归县里一个叫三盛玉的大地主所有。三盛玉是满清贵族，大清初期，附近的荒野全是他家的马场，大清晚期，他家招募农民屯荒交租。到了三盛玉这一代，他家已是农安县最大的地主了。三盛玉信佛，吃斋行善，家里建有很大的一处“花子房”（东北管乞丐叫“花子”）。每年冬天，他家的“花子房”常收留上百名花子。土改时斗地主，三盛玉和他儿子，被土改工作队给枪毙了，爷儿俩的万亩良田、十几房老婆、数不清的家产，全分给了农民……我父亲讲起三盛玉的命运，不胜唏嘘，但种起三盛玉的田地，一点也不含糊。
有人说，不得不佩服张海怪，他要不回辽阳老家折腾一趟，不打成个地主，也保准是个富农，现在，居然还弄了个贫农成分。
